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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梦录 清 何刚德
●序言
余曩有课孙草之作，意虽不专属课孙，而究限于范围。举凡世事之推迁，人情之变幻，语焉殊未及详。回忆七十年来，身世所经历，耳目所接触，几如云烟过眼，渺然而无可捉拿。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鳞半爪，辄琐琐记之，留示家人。自丁巳迄去秋，裒然成帙。退居无事，略加编次，分为《春明梦录》、《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客座偶谈》、《家园旧话》五种。录而存之，祗自成为一家言，本不足为外人道也。嗣友人以《春明》一录，可以存掌故而补遗佚，怂恿付梓。因复加刊削，属诸手民。非敢言问世也，亦藉以志世变已耳。壬戍冬日，平斋识。
●卷上
京师为首善之区，钟 所在，观听肃焉。时值承平，纪纲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尽有正色立朝之风；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协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义相规；文酒过从，依然风流儒雅。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余于丁丑观政铨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不数年，法越构衅，党派渐歧，乃激成甲午中东之战。战后余即出京，然其时风气稍移，而大防尚未溃决也。讵知党祸萌芽，潜滋暗长，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相逼而起。洎丙午重复到京，世事已大异昔时矣。回首春明，重温旧梦，不禁百端交集已。
余乡榜中式，系在丙子恩科。房考为陕西时铭三师（永新），主考为钱塘孙于授侍郎师（诒经），副考为无锡王莘锄比部师（纟宰）。时师后以引见到京，目力极差，余适在部，为之加意照料。事妥出京，旋即作古。王师文名甚盛，门下尤多知名。丁丑夏间，丁忧回籍，亦旋即去世。孙师即慕韩总揆之尊人，在户部侍郎任内，因惩办部吏史松泉事，为同官所挤，退出毓庆宫，留侍郎本任，意殊不怿，不久亦终于位。师讲理学，待人仁厚，光霁可亲。慕韩与其弟慕蘧二难竞爽，知其发迹之有自来也。
余五应童子试。乙亥岁，始受知于阁学广东冯展云师（誉骥），师书法名重一时，衡文重手法，其规矩较路闰生之仁在堂为精。师在京时，仅谒晤两次，风裁清峻，面瘦而须稀，颇与李太白画像相似。旋任陕抚，不数时即被议免职，然无大过也。
余榜下到吏部，分考功司兼验封司行走。吏部分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司。文选司掌文官铨选；考功司掌文官议处，而京察大计亦属焉；稽勋司掌文官丁忧更名；验封司掌文官封典及恤典。四司之中，以文选、考功为两大司，选不兼功，功不兼选；其余勋、封两司，随便可兼也。每届京察，吏部一等六员，而汉人居其二，循例以文选、考功两掌印得之。掌印例用实缺郎中员外郎。余到部十一年未补主事，即代理司务厅及验封司掌印。光绪十七年，补文选司主事，升考功司员外，实授验封司掌印。十九年，升验封司郎中，调充考功司掌印。计自榜后告假，即于戊寅秋销假，迨甲午春得一等实历，俸十七年中无一日间断。然视他部之淹滞至二十余年者，已为优胜矣。
余官京师时，召见三次，皆在乾清宫。时德宗正亲政也。第一次因京察一等记名。见时只问籍贯履历，无多语。第二次因郎中俸满截取。见时问在何司当差，对曰：“在考功司掌印。”又问：“考功司有几案未覆奏？”对曰：“只有广东南海县潘泰谦议处一案；不日即当覆奏。”问：“潘泰谦议何处分？”对曰：“革职处分。”问：“何以须革职？”对曰：“此次参案，外头俱已洗刷干净，摺尾以才具平庸四字奏结。部例无才具平庸作何议处专条，惟查佐杂人员俸满甄别例，凡才具平庸者俱斥革。佐杂才具平庸，尚应斥革，知县为正印官，如果才具平庸，自难轻减。拟即比例议处。”随后即略问数语而退。第三次因简放建昌府谢恩。见时先问籍贯履历，后问在何衙门当差，随问随对，对毕便言：“汝去江西，好好安养百姓。”遂点头而退。迨服满进京，简放苏州遗缺府，则孝钦太后重复临朝。谢恩时在颐和园，召见在宫。见时，御座在宫之西间屋南窗炕上，向北。在园时，御座则在殿厅屋东壁，向西。孝钦太后与德宗同坐一炕，太后偏南，皇上偏北。行礼毕，趋案之西北隅，侧向太后跪。隔数分钟，喘息稍定，始发问，盖宫廷体恤之意然也。开首问籍贯，后问福建民教情形，又问矿务能否发达，旋又问在江西几年，江西各府情形如何；并追问当日拳乱，地方如何被扰，后来如何结束？滔滔数百言，俱一一奏对毕，旋叹息言曰：“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昧媚外，又未免太过了。时事艰难极矣！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无过不及，才能挽此危局。江苏地方事也不是好办的，予看汝在外多年，事理亦很明白，好好去做便是。”又言：“皇帝有话说否？”德宗只说：“汝可下去。”遂退出。余先后召对四次，经历情形如此。在京时，便微闻两宫有隔阂之说。到苏后，谣言日益歧，更有轩轾已甚之语。今者玉步已改，无可忌讳，而吾身亲见之事，尽有可资印证者。叙其大略如右，不敢赘一辞也。
咸丰之末，文宗出狩热河。时端华、肃顺窃政柄，欲辇京仓米输热。宝师适贰户部，以根本不宜摇动，力持不可。得旨宝某著即处斩。嗣文宗宾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乃改以五品衔署户部侍郎。旋即大用，与恭忠亲王、文文忠公（祥）同心夹辅，蔚成中兴，不得谓非一时之盛也。洎甲申越南之役，朝士以枢臣失职，交章弹劾，遂以礼亲王出代恭邸，而宝师遂与同直诸公同时出军机矣。
宝师尝告余曰：“汝同乡陈伯潜参崇礼曰：”识字无多，习气甚重。‘谓不应任以礼部尚书也。渠特未知崇礼来历耳。当洋兵之毁圆明园也，两宫以列祖列宗圣容为重，有旨命我往视。及到园，满地灰烬，村无居人。时崇礼以奉宸苑苑丞独守官舍，我询以洋兵踪迹及连日蹂躏情形，相对而泣。旋告以来意，假以从骑，同往各处寻觅。二人奔驰十余里，见圣容散佚地上，残破不堪，惊惶无措，崇礼乃泣言曰：“圣容毁坏至此，即检拾亦不能全。若举以覆命，不特徒增国耻，且益伤圣心。以苑丞愚见，不如归之火化，较为得体。’我以其言甚中肯，乃嘱其寻觅稻草举火，跪地位而焚之。归以遍寻不见覆奏。自是我甚重其人，遂由苑丞渐渐升到郎中。二十余年，循资按格，得一尚书，似不为过。今谓其识字无多，苑丞何能与太史公比？但事理之明白与否，自又当别论也。”
洋兵毁圆明园后，英使巴夏礼入京议和，在礼部设宴。宝师时为军机，躬与其役。余见其与醇邸唱和感旧，诗中有“剑戟如林免胄趋”一语，可见城下乞盟，备受屈辱。证以当日译署照会，肆意谩骂，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余阅诗后，略询究竟，师笑而不答，旋以谑语了之。
宝师休致后，醇邸遇有大政，必相询问，时时馈送食物。有一日，送蜜桃及西山毛菰两种。余适在座，宝师分一半相赠。毛菰形大如灵芝，煮而食之，味荤如鲍鱼，遍求诸都市，不能再得也。宝师系丁酉拔贡，余认为年伯。师最重年谊，故待余为尤厚。退休后，余时常往候，月必数至。慨谈时局，追寻往事，余心领意会，所得殊多。师家居八年，疾革并不甚剧。易箦时，红光满面，洵善终也。
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虽平日有好货之名，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有收受，闻其界限极为分明。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师曰：“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此等微词，特于深谈时偶一及之，不能多得也。
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素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请升朝珠，甚为客气。叙谈颇久，人甚明亮，惟送客不出房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
清流之起也，或云李文正与同直意见不合，恭邸不无左右袒，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虽未显露水火痕迹，而恭邸则以勋旧懿亲，卒因之罢退，不得谓非清流战胜也。
恭邸之出军机也，先朝派往东陵，恭代清明节祭典，此差本闲散王公之事，特派恭邸，大家即疑其有异。旋孝钦太后召见醇邸，议于九公主府，拟定上谕，贬斥枢臣，而以礼亲王（世铎）代恭邸领班。军国大事，醇邸一同参预，长白额小山尚书（勒和布）、朝邑阎文介（敬铭）、南皮张文达（之万）、济宁孙文恪（毓汶），遂入直焉。孙时为侍郎，上谕之稿，即其所拟也。恭邸未回京，忽然发表，耳目一新，不可谓非孝钦太后之果决也。恭邸退居十年，直至中东战后，始复入军机，盖元气已大伤矣。余出京不数年，而恭邸薨逝。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皆未与其事，不得谓非以令名终也。
恭邸与宝师同患难而赞成中兴，后亦同日被谴，交情自属较厚。宝师薨，诏入祀京师贤良祠，诚异数也。进主之日，余获观盛典。主未入祠时，恭邸即先往看视祭器祭品，示厚意也。未行礼而遂不见，余怪问满人，则对曰：“皇子于廷臣，不能行跪拜礼。”其来也重交情，其去也重体制，盖两得其道焉。
醇王旧邸，即德宗诞生之地，例名为潜邸。醇王薨，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犹世宗潜邸，今改为雍和宫也。余时派往查估工程，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殊不可及。后来亲贵非常骄奢，不数年便覆败。可见祖宗世业，守之难而失之易也。
孝贞太后大事出殡之日，余入东华门观礼，前导无甚排场，銮舆卫伞扇之外，只见捧香炉者或十人或二十人为一队，分队前行。中夹以衣架脸盆架，错杂其中。其余金银锞纸扎等等，陆续而至，与寻常民间出大殡者无异，但品制不同耳。须臾，见梓宫自景运门出，而上杠与寻常棺椁亦无大异，惟和头作文点式，远望似黄色绣罩。正在趋前审视间，忽闻有一人喝“站住”一声，谛视之，则恭邸也。而德宗即随之而至，头戴白草笠，穿白袍青布靴。其时随从及观礼者几千百人，一切缟衣，上下无能区别。惟闻皇上缟素，靴用青布，王公亲支稍杀之，余皆不能用布。此所以示别也。梓宫出城暂安，殡宫名曰暂安殿，派王公轮班上祭，定期下葬，则谓之曰永远奉安。当日体制何等隆重！戊申两宫崩逝，余在苏州，即不及见。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辛亥后始行奉安。闻当时梓宫由火车行，则往事不堪回首矣。
咸丰辛酉，洋兵烧毁圆明园，京师震动。文宗在热河崩逝。时孝钦太后方二十八岁也，端华、肃顺意存不轨，醇邸奉懿旨捕肃顺于客邸。天时极早，屋门尚闭，醇邸捶门呼曰：“有旨意！”内即应曰：“若是母旨意，我却不受！”乃破扉入，擒而治之。于是梓宫回京，穆宗遂承大统，两宫垂帘听政。此虽恭邸与诸王大臣翊赞之力，然遇事皆取懿旨进止，不得谓毫无主持也。但孝钦太后精明虽胜于孝贞太后，而甫经听政，诸事究未娴熟，故当曾文正功成入觐之日，召对问答，不过敷衍数语而已。文正集中所载，自非虚语。嗣后历四十余年之世变，备尝艰险，体悉下情。余在宝师处熟闻。其召对情形，早有所知，故余甲午放苏州时，召见侃侃而谈。其英明处，不能不令人钦服。惟平日在宫中驭下过严，且性喜游观。如重修颐和园一事，宝师谈次，亦颇有微词。且自西幸回銮后，因宫中旧物半多散失，不免喜受贡献，虽系晚景无聊，究不免盛德之累。然其四十余年，支持危局之功，不能以一二事掩也。
德宗大婚之次年，孝钦太后率宫眷赴东陵祭扫，仍名曰“打围”，盖清以骑射得天下，不忘用武意也。吏部例应随扈，而余从焉。京距陵二百四十里，沿途铲平民田，筑成御道，遇水成桥，其平如砥。而另有便道便桥，则供随扈者往来。每日两尖站一宿站，到处旧有行宫，规模具备。而随扈者每站必须先行，以备站班接驾。百姓遮道跪迎，若站班则不必跪。驾之将至，必有一骑口呼“二里”二字，谓驾距此只二里也。呼“二里”后，大家必须在帐棚前鹄立迎候；驾过后，即须拔棚先走。其下站迎候之例亦如之。在路上，只住帐棚，皆席麦地而寝。到陵后，各觅一土屋歇宿；若无土屋，则仍住帐棚。陵之行宫在山上，宫墙外人持一灯，密如繁星。宫外距里许，则营棚缭绕。缘山上下约数里，其明如画，洵大观也。驻陵两日，礼毕即还京。沿途宫女买花篮及食物，与寻常妇女出游毫无所异。车驾来往，任人纵观。不设警跸，与寻常大官出门亦无以异。古称翠华巡幸，不知何等郑重，其实亲历其境，所见度不过如是也。陵在直隶地面，而以直隶总督为地方官，犹督抚出巡，而以州县办差也。故谒陵先期，直督必到京请驾，沿途随行，沿站迎接。犹忆到陵之日，圣驾未到，李文忠即至宫门口候迎，立在宫门近处，伯亲王（彦讷谟诂）竟以手麾之使下，意谓此系王公站立之所，非地方官所得僭也，文忠即逡巡而退，规矩何等严肃。及德宗车到，驾辕一骡，高与人齐，为生平所未见。余从旁观之，口占一诗云：“上相长身（文忠身极高，余并不矮，然与之并立，才及其肩耳。）请驾来，骅骝道路一鞭开。人中称杰马称骏，等是天家首选才。”盖纪实也。驾到后，大家一哄而散，文忠亦乘舆返寓。隆裕皇后后至，文忠路与之遇，并不下舆。余怪问溥倬云是何道理，倬云曰：“臣妾一体。皇后特妾耳，大臣无避道之礼。”殆亦满州重女轻妇之故欤。
清廷家法，驭太监极严，稍有劣迹，即予杖毙。德宗亲政时，喜用一太监，文姓，系直隶秀才。面目清秀，而气焰颇盛，日捧摺盒，进出军机处。余进内时，常遇见之。乃不两月，为慈宫所知，立即摈斥，或云其毙于杖下。都下盛传李莲英即皮小李，为孝钦太后所信用。醇邸巡视北洋，派往伺候，人即以监军目之。然余自充掌印后，因公事出入宫门，月必数日，七八年间，未曾见其一面。大概内府满员知其为慈宫所喜，与之联络，渐起招摇，事所不免。若谓部院大臣公然与之往来通声气，则吾不能以毫无印证之事，随声附和也。且宫内四十八处总管，各管宫殿一处，形容枯槁，衣服蓝缕，个个与穷寡妇无异。余进宫查勘工程，该总管等开门引导，必恭必敬。其伺候御前者，虽不能与此比例，然其数闻甚有限，且与廷臣势实隔绝，无从接洽。犹忆屡次召见时，在丹陛下板屋内小坐，太监端茶点火吹烟，备极恭顺，赏以京票四千，便似欢喜过望。余出京后，渐有招权纳贿之风说，而余终不深信。即如二次进京，事隔十二年，所见亦不过如是。吾岂屑为若辈讳哉，亦以疏逖小臣，无嫌可避，特纪其实耳。
余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其余殿宇甚多，无一不供佛者。其最高之楼，名曰普明圆觉，上层皆供佛像。登楼而望四面，只见黄琉璃瓦而已。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意以为中必有御床也，乃窥其中间，仍是高供一佛。且殿内窗槛纸皆向外而糊，与关外民房同，殆不忘土风欤。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
德宗之初亲政也，内务府大臣立山新署户部侍郎，因皇上畏冷，造一片玻璃窗，装于殿门。太后闻之大怒，召而告之曰：“文宗晚年患咳嗽，亦极畏冷，遇着引见时，以貂皮煨在膝上，何等耐苦！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况祖宗体制极严，若于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汝谄事皇上，胆大妄为。汝今为廷臣（谓署侍郎），非奴才可比（内务府谓为世仆），我不能打汝。然违背祖制，汝自问该得何罪？”渠乃磕头如捣蒜，求恕死罪。后将玻璃窗撤去，而事始寝。
余初次召见，麟芝庵中堂告余曰：“太后限皇上，召见一次，奏对至少须以十分钟为度。然皇上口吃，不能多言。汝上去，遇皇上发问后，即可洋洋洒洒，畅所欲言。敷衍十分钟，便可下来，不必过于拘谨。”后验之果然。凡召对时，一殿之内，只有御案一座，绝无侍从一人。殿前太监遇掀帘送入，后即避往他处，俟召见之人掀帘出门，始由对面赶来。盖宫中规矩极严，绝无耳属于垣之事。召对之人，如何称旨不称旨，及如何奇形怪状，他人皆不与闻与见也。
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而内务府更有百倍于此者。尝闻宣宗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开账三千两。宣宗怒其贵，严诘之。渠对曰：“皇上所穿裤腿，系属有花湖绉。翦过几百疋，鲜有花头恰合者，是以如是其贵。”后来不知如何结束。推之他事，可想而知。德宗在书房，曾与翁文恭师傅闲谈，便问师傅：“早起进内吃何点心？”翁对曰：“每早吃三个果子（即鸡蛋包）。”德宗曰：“师傅每早点心，要用九两银子了！”盖御膳房报帐，一个鸡蛋须三两银也。孝钦太后生长寒门，民间琐事，无不周知，而内府蒙蔽尚且如此。甚矣，积重之难返也。
孝钦系宫中册立，本不能以常礼待恭邸。且自热河还京，患难与共，渐底承平，故对恭邸不能无畏惮意，即宝师与文文忠诸老臣，亦不能颐指而气使之。时颐和园大兴土木，舆论嚣然。宝师曾对余叹曰：“太后当时尚想巡幸五台山，赖我们诸人劝谏而止。否则，南巡之役，未必不见于今日。”只此数言，言外固有无限感慨也。
清宫相传，有一宫史，饮食有一定笾俎，起居有一定时刻，毫发不苟；若驻三海，驻圆明园，则不拘泥。故从前帝后皆以驻宫为苦，夏令必驻三海，托名避暑也。孝钦垂帘十余年，后以大难削平，渐思逸乐。痛圆明园之毁于洋兵，乃于圆明园左近，修理一颐和园。大吏颇有贡献，且闻有拨海军开办费以济之者。当日言官交章谏阻，持之太蹙，以致激成非修不可之结果。徐荫轩相国尝谓余言：“此事之成，阎丹初不能无罪。渠自命能理财，将库平减成发给（库平改为京平，百两可省六两，谓之减平），年可省数百万，致长朝廷侈心。”防微杜渐，春秋责备贤者，不得谓此论之未允也。阎朴而近矫，徐正而近迂，然其正色立朝，毅然不可犯，及今思之，不得谓非老成典型也。
甲午之前，李文忠奏海军成立，谓东南滨海七省，海疆可资屏蔽，语意不无铺张。朝廷乃派醇邸，前往天津阅看，又派内监李莲英随侍，意在慎重海防。所派随侍，亦系尊重懿亲之意。到津后，北洋大臣照阅兵王大臣例办差。阅兵时，李莲英只在后伺候王爷，亦未为总管设坐。乃言官纷纷上摺，谓阉人监军，恐蹈前朝覆辙。杜渐防微，言之亦自成理。谁知中东事起，主战者乃执李文忠前奏，逼其一试。而赔款割地之祸，发端于此矣。
甲午六月，德宗万寿，赐宴太和殿，每部司官两员，余与溥倬云与焉。宴列于丹陛，接连及殿下东西。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酒系光禄寺良酝署所造）。赞礼者在殿陛上，赞跪则皆起而跪，跪毕仍坐。行酒者为光禄寺署正。酒微甜，与常味不同。宴惟水果可食，饽饽及余果，可取交从者带回。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然却许从者在背后挥扇。历时两点钟之久，行礼作乐，唱喜起，舞歌备极整肃。宴之次日，赏福字、三镶如意、磁碗磁盘、袍褂料、帽纬、白绫飘带八色。恭逢盛典，渥荷殊恩，今日思之，如隔世矣。宴之坐次，自王公大臣在丹陛上，各官各按宪纲，递为坐次。西边末坐，则为朝鲜使臣宴席。朝使圆领大袖，手执牙笏，尤为恭顺。中东战后，朝为日并，殿廷上不复见朝鲜衣冠矣。
甲午十月初十日，为孝钦太后六旬圣寿。先期即设庆典处，筹备典礼，备极隆重。故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宗万寿，有大开筵宴之举，亦为是点缀也。其时中东和议决裂，筵宴之日，摩天岭即有开战之说。大家议论，谓甲子三旬万寿，其时甫经垂帘，且大难未尽平，自无庆典可言。甲戌四旬万寿，即穆宗崩逝之年。甲申五旬万寿，亦因中法开战之役，均未及举办。今年又遇中东战事。可见太后办万寿，实有不利。然事已举行，各省祝嘏者亦纷纷进京，只可勉强成礼。届期太后出宫，坐六十四人所抬人辇，路过各处，均各有点景，结彩燃灯，陈设甚美。辇如佛龛形，扶辇之銮仪校皆穿五彩衣。辇行甚缓，德宗步行前导；前又有王公二人，手各持如意一柄，俯首退后引行（凡典礼所派，前引对引大臣，皆退后行，不敢背面相向）。整齐严肃，颇称一时之盛。然人心不定，亦只粉饰升平，敷衍了事而已。
中东之役，翁文恭独主战，诸名士实怂恿之，盖狃于拘获大院君已事，不肯让步；且以海军可恃，疑李文忠为卖国。然文忠揣势量力，心知其不可战，而口不能言。虽严旨督责，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而终屹然不动。朝士固甚喧嚣，而群帅贪功，亦跃跃欲试。吴清卿自请出关，乃雅歌投壶，风流自赏，未战而兵溃。日兵步步深入，海军又歼于刘公岛。丧师辱国，十倍甲申。甲申虽迭遭败衅，而谅山一战，法兵亦被重创，马江战舰虽亡，而法大将孤拔，闻亦为炮台流炮所毙。议和时，故未及赔款也。此役海陆两军俱败，李文忠亲到马关议和，几为日人主战党所狙击。裹疮定约，赔款二万万；割台湾及金、复、海、盖四州县。后因俄、德、法三国仗义执言，以日本系岛国，不能占腹地，而金、复、海、盖始复为我有，辱孰甚焉。自是而德租胶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辽东半岛，法租广州湾，不数年间，相继而起，盖列国亦狃于均势之局，几成瓜分，虽不与此役相属，何非此役阶之历耶！
中东之战，日兵直逼奉天。警报时至，京师震动。朝士之主战者，纷纷搬眷出京。余以实缺一等人员，无弃职舍去之理；老母亦意在持重。同乡多视余家眷行否为进止。时南皮张文达管部，并兼军机。余于画诺之余，密探消息，文达微有指示，余遂决计不动。旋和议成而心安。当时实亦冒险也。
甲申时之清流，甲午时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论者谓当时军机大臣若能收罗之，则群才不生怨望，未有不安然就范者，何至激成中法、中东之战哉。人或疑此言为锻炼周内，不知履霜坚冰，天下事固有发端甚微，而贻祸至不可测者。君子所以贵知几也。
甲申之役，推倒军机，实即革命之导火线，而皆翰林院之人为之也。戊戌政变，则以进士举人为之。范围愈广，则变象愈亟。噫，其殆有天意欤。
庚子拳匪乱后，厉行新政，拟将中国旧法，逐渐变更。至丙午之夏，袁项城以直督入觐。时余正入京候简。端午桥以闽浙总督留京不行，待袁来共议立宪，费尽营谋，改授两江总督。盖是时中国始发见“立宪”二字也。
鹿文端丙午时，与瞿、徐同直枢廷。三者之中，以文端为最无权，两耳重听，人不免以伴食视之。其实文端由牧令起家，煞有经验。余候简在京，约三个月，时往谒之。门庭冷落，余每到辄纵谈不倦。尝太息谓余曰：“中国百姓太愚，中间这一般人又太刁，如何得了！”余归而告人曰：“大家笑鹿中堂，虽做过外官，其实外官之事，亦不甚了了。今观其所言，何等了了！”盖当时风气日非，虽有老成人，亦供人狎侮而已。
翁文恭美须髯，风采奕奕，忠君体国，尤喜汲引人才。甲午主战，丧师辱国，无可讳言，然其时圣眷犹未衰也。恭邸复出，深资倚任，亦谓英雄不以成败论耳，爆直逾四年，戊戌四月罢免。八月政变，刚相谓其曾经面保党人，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是严谴只因面保党人，被人谗毁。况所谓政变者，不过出诸一人之口，变究未成；群儿作戏，虽变亦何能通？文恭即未去位，岂肯与闻其事耶。至谓两宫之间，不善调护，不无离间嫌疑。然文恭身为师傅，处难处之地，尽有难言之隐，亦即有可原之心。文恭于宣统时，明诏开复，追予谥法。今者国事已矣，此等莫须有之言，正不必剖辩是非，徒乱人意也。
徐忠愍为吏部侍郎时兼军机，于部务却稍可主持。人极通达，与余最相得。余当时颇露圭角，徐告人曰：“是不可干以私者也。”甲午战后，余颇急乞外，而徐以班次在后，爱莫能助，时常道歉，其情固甚可感也。余出京后，渠于丁酉出军机。拳匪之役，与许侍郎（景澄）、袁京卿（昶）同罹于难。和议成后，始行昭雪，追予谥法，浙人目为三忠。无妄之灾，不能五天道，宁论之慨也。
余到京时，初未识荣文忠。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风度翩翩，饶有才干。光绪初元，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当时已铮铮有声，嗣因事镌职。有一日，在宝师处听剧，与之同席而坐。钟杰人同年以闽语问余曰：“这一个山查是否续燕甫？”（两淮运使续昌）余曰：“不是。续燕甫我见过。”荣文忠亦用闽语答曰：“汝们说福州话，我们亦会说福州话。”杰人乃问其贵姓台甫，渠以荣禄号仲华对。余知不妙，遂移往他坐。后数日，昆师告余曰：“荣仲华告我，汝与杰人以福州话唐突他。”余曰：“杰人问这个山查是否续燕甫。山查者，闽人指红顶言也，并非谐谑。”师闻之大笑。后在师处屡相见，渐渐往来。嗣文忠起复，任西安将军，回京尚以口外羔皮桶见赠。盖以“山查”二字，遂订交情。其实文忠之先人为闽副将，后以总兵殉粤匪之难。时文忠尚幼，寄读于饶提督（廷选）家，即林赞老之岳也，故于闽人感情加厚。余出京后，以雪泥之隔，并不与之通信。戊戌政变，文忠以直督入军机，从容弭变，保全实多。拳乱西行，趋赴行在，维持大计，煞费苦心，朝局赖以底定，厥功伟焉。丙午到京，惜不复见，为之怆然。
昆师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尝谓余曰：“福箴庭（锟大学士）岂有此理，昨日在朝房，竟骂人曰麻烦（麻烦即累赘之意，京城土语）。似此伧夫口吻，如何做得中堂。”余闻之悚然。盖当时朝纲整肃，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又尝讥恩中堂（承）曰：“汝看恩中堂，凡事都说是照例。他做中堂，本是照例；即其面目，亦是照例。”盖嘲其方面，田田庸庸，得厚福也。细思之，不觉失笑。
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部院堂官，不尽皆科甲人员，其中人才之杰出，亦有可指者，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寿）事理通达，风裁峻整。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每见其入宫门时，群阉严惮，不敢正视。在部时，与余亦甚相得，惜相处不久，旋薨于位。及今思之，尚有余慕也。
溥倬云（兴）为主事时，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后升尚书，以病免。余简建昌同时，户部郎中有（泰）亦放陕西知府，其兄玉岑尚书（良）告人曰：“近日放两知府，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又为之说曰：“官阶道尊而府卑。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谓府独当一面，可办事也。”此说虽非杜撰，宝师曾与余言之，其实亦慰藉语耳。后礼部应诏，保荐人才两人，余与焉，领衔者即尚书也。
端午桥官工部时，与余多同事工程。后由霸昌道，不十年游历封疆。丙午夏，余到京，相见于庆邸，初几不相识，后乃告余曰：“隔别多年，君竟留须矣（余四十二岁到建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特于接印之日留须）。当时君记名，我尚未记名。君记之否？”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旋渠改督两江，余简放苏州，竟成属吏矣。然总督驻扎江宁，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尚少直接关系。故渠在任，有盛行赂贿之名，而余则一毛不拔，虽未邀其青眼，却未曾稍有龃龉也。渠少颇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惟其热中太甚，倒行逆施，知进而不知退。自调直督罢斥后，仍求四川一差，以为再起之计，致遭惨杀，死事不无可悯。然平心而论，不得谓非自取也。
同部升吉甫主事（允），汉军旗人，由举人出身，分吏部候补，而无甚出色。中法战争之前，有一日，递一条陈，请代奏。时万文敏公（青藜）任尚书，接其摺子。适余与戴艺甫（锡钧，后简放大名府）同往启事，文敏乃谓余二人曰：“此系公事，可以公言。”余看其摺子，意谓洋人太横，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程途，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定例司员代递封奏，应守秘密。文敏喜诙谐，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亦示调侃之意。升、戴与余同事，日日见面，本皆相好。下堂时，戴诘之曰：“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二人舌剑唇枪，互相争辩。余以他词乱之始止。余出京后，升竟入译署作章京，后又出洋保候补道，不知如何升转，由陕藩氵存擢甘督。庚子西狩之役，升在陕西迎驾。太监沿途骚扰，渠力裁抑之，铮铮有声。嗣又弹劾权贵，不稍假借，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余出京后，即与之断绝往来。今忽录其少年轶事，非扬其短也；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
余戊寅到京，其时外交事尚简。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文则曰总理衙门，文言曰译署。堂官则名为大臣，司官则照军机例，名曰章京，由阁部人员考充之。光绪季年，厉行新政，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且冠诸部之上。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后改为专官；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
纯庙崇尚文学，欲亲领棘闱风味。有一科会试，托一举子名，领卷进场，坐龙字第三号。未及终场，即传呼开门而出。遂御制一七律，末有“从今不薄读书人”之语，刊在至公堂屏门。所坐龙字巷，余会试时适坐其间，见第三号粉壁中书一“龙”字，近禁人坐。上有老树一株，亭亭如盖，似后来点缀而成。即坐号适打“龙”字，亦殆当时暗通消息欤！然此一番佳话，已足黼黻升平矣。
考试试差虽以考取名单为凭，而遇放差之日，仍应由礼部具全单，题请圜出。编修罗（嘉福）考差时，未取在八十名之内。太后于题本内，误圜其名，而阅考取名单，却无此人。太后曰：“我错了，如何是好？可挖补否？”军机奏曰：“御笔既圜，自是其人有造化；考取名单不过作一标准，可不必拘泥。”而罗遂得差矣。罗后以太守告病，适其时火焚其庐，藏书全毁，宝师因为余谈及此事。可见当时名为君主，实完全一内阁制也。
从前朝殿考试，虽不无暗通关节，究不能坦然为之。故三鼎甲次序，必以读卷大臣官阶为准，虽系锢习，亦足以示制防。昆师屡与阅卷之役，遇不如意事，辄与余痛言之。某科殿试，读卷官有吏户两尚书。户部尚书得一卷，取第一，要作状元。虽碍于习惯，须让宪纲在前者所取为首选，然究非官话。因商之大众，非以其所取第一为状元不可。吏部尚书乃怒曰：“论此卷之字，不必为状元；即论此人，亦不必为状元。”昆师告余曰：“弥封阅卷，何以知其人之该做状元与否？此老说话，亦太不检点矣。”后来赌气累日，大家调停，卒以户部尚书所取者居首。然名次黄笺已贴，更改为难。又有一最好事之某尚书，起而言曰：“若要改名次，我却带有刮刀。”乃袖出刮刀改之。汝想应试者带刮刀，岂有阅卷者亦带刮刀？此真无奇不有矣。又一次殿试阅卷，榜眼已取定矣，其卷中“闾阎”二字，误作“闾面”。昆师与福中堂同在读卷之列，福中堂挑出“闾面”二字，以为不典。有素著文名之某尚书乃曰：“闾面对檐牙。古人诗句，记曾有之。”大家遂随声附和，不复更动。榜发后，士论哗然。昆师举以告余，而深恨福中堂之无用也。又一次大考翰詹，昆师派阅卷，到南书房时特早。太监持一诗片出，曰：“有旨，要取此卷为第一。”昆师对曰：“今日是尚书孙毓汶领衔，俟其来时再承旨。”孙到，师告之曰：“我阅卷多次，未奉过如此旨意。今日是君领衔，且又是军机，消息灵通，请君斟酌可也。”后揭晓，人言啧啧，师乃以此事缘起与余言之。盖当时馆选渐宽，品流渐杂，不无越轨举动，相摩相荡，水火混争。而诋讠其科举者，遂得有所藉口矣。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然得之最逸者莫如房考。若主考则劳甚，放差后不过十余日即须起程，整理行装，而以预备联Ψ为最忙。礼联礼Ψ多自购写，到省分送官僚，以为送程仪之招。省之督抚，按照缺分肥瘠，预先派送。各省各有约数，临行时全数汇齐。辞曰馈赆，固光明正大，浑然无迹也。至于出京程途，远者逾两个月，至近者亦须旬日。冒暑遄征，无间晴雨，非赶八月初到省不可。到省后，即闭入闱中，埋头阅卷，一个月而始放榜，盖已筋疲力尽矣。出闱后，略事酬应，仍按驿回京。省分远者，往返须半年辛苦。然得之者意足心满，虽归囊盈绌不同，似亦不甚计较也。若学差则不然，官阶大小不同，省分肥瘠亦异，三年两次，周历诸郡，随带幕友书役，竟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气象。且公费难依定额，供给取诸州县，关防之疏密，取与之严滥，即提调之知府不能言其究竟。本人亦未尝不感困难，然外面则堂哉皇哉，不失为督学礼制也。
有一科考差，钦命诗题“尚贤兴功”，得“官”字。同乡皆不知题旨。姨丈龚禹畴侍御（履中）曾以赀郎官兵部，辛未入翰林，是日亦与考。乃谓同乡曰：“我在兵部时，记司堂上有此四字匾额。兵部是夏官，题旨其殆出自《周礼》欤。”同乡以龚丈长厚，固不疑其诳，然总不敢轻信。周旭斋舍人（云章）乃以“人才贡夏官”五字，在第一联押“官”韵。出场语人曰：“我阁中书命轻，第一联押‘官’韵，固不合格；然果得旨，即不合格，亦复何碍？”后乃得一房差。而龚丈不特“夏官”二字不敢用，且“周官”二字亦不敢用，卒不得差。神差鬼遣，一似龚丈兵部资格，专为周舍人效力也者，何其巧耶？可见当日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真足以颠倒豪杰也。
乡会试及朝殿各试卷，归礼部没库保存，阅十科焚毁一次。余在京时，适届焚卷之期。时郭春榆在礼部掌印，托其将原卷取回。同乡熟人之卷，亦取出互阅，获隽文字，浓圈密点，各有可观。唯试帖多有笑话。盖馆阁重试帖，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平时专习八股，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陈伯双侍御（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字不甚工，而试帖却佳。乃观其癸酉乡试试卷，诗题系“月过楼台桂子清”，诗中有“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一联。渠以能诗自喜，每当其高谈阔论时，余必诵此联谑之。伯双归道山已三十年矣，回首当时文酒过从之乐，不禁慨然。
闽谚曰：“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俗语流传，习焉不察，而不知煞有道理也。学政取秀才，试卷较简，幕友又多，场中固不免有遗珠。然其入选之卷，总有一篇稍妥文字。且笔迹优劣，亦较有标准。若乡会试则不然，试卷黑格朱书，本已目迷五色；时间既逼，卷帙又多，一人精神，一日看数十艺，已属神昏目眩，况三场十四艺。以十余日工夫，每人须看数百卷，统计之，即是数千艺，岂有不颠倒错乱哉？俗言朱衣点头，考官只有听命朱衣而已。余在赣时，曾考过府试五次。当时精神何等健旺，乃初看二三十艺，自易斟酌。及看过五十艺，字便不认得，题目亦遂不记得。屡试不爽。况乡会场繁冗，十倍于此乎。凡事非亲历其境，殆未易知艰苦欤。
前言乡会场试帖向不讲究。兹又记一事，可证明者。某省某道员任海关道，家赀颇富，大吏又器重其才，人多妒之。某科其子两人同榜中式，人谓其子本不通，且两子同榜，显有场弊。经言官奏参，奉旨查办。余充承办司员，开手自以调阅试卷为先。三场文字，甚为平庸，而试帖有“落日照桑摊”一句，则奇劣。大家商议，看此文字，决非枪替；而此外又别无关节破绽可寻。若仅以此诗句，指为文理荒谬，而乡会试帖非朝殿可比，向不苛求。且“桑摊”二字，安知不别有僻典耶？实亦大家重兴大狱，遂从宽发落焉。《制艺丛话》博引繁证，说得文章何等有价；今言场中衡文毫无凭据，两说岂不相悖？不知披沙拣金，既拣得金，自有价值；若是金而不及拣，不是金而误以为金，此中自有朱衣在也。
丁丑，昭兄与余同会试。首场诗中，“痕”字讹为“浪”字，系属失黏。当时检出，疑未即改，遂忙而交卷。场后急欲回家，以为必难徼幸也。乃榜发竟中，谒房考，看原卷“浪”字果未改。以为磨勘一定罚科也，乃告殿归去，以待下科补殿（中后不殿试，谓之告殿；下科补试，谓之补殿。）后来磨勘，居然无事。或云，场后试卷，房考必覆校一次，尽可设法改正；或云，磨勘亦有勘不出时候，皆未可知。此又试事之难以常理论者也。
传胪之日，余随班行礼。皇上将升殿，时丹陛上有一曲柄黄伞，便扶之而起。殿下盘一巨绳，长逾数丈。初不解其为何用，忽殿上赞：“鸣鞭！”有一人手执绳头，抖擞扑地，声震殿瓦，如是者三。然后皇上即升殿。首引一甲三名，跪于前头，次引二甲一名，又次引三甲一名，向前跪。旋即鸣赞行礼奏乐。迨礼毕各散，三鼎甲出正阳门，骑马归，礼官送之及第而返，此所谓及第也。二甲以下，则由旁门出，无人过问矣。鸣鞭之制，凡升殿皆然，不独传胪然也。民间放爆谓之放鞭，盖即取此义欤。
余试卷自卷库取出，由粹弟收藏，近已散失大半。今所记者，会试首场题目，首系“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二句，次言“而世为天下，则三见贤焉，然后用之”。诗“露苗烟蕊满山春”。二三场题目，则记不起矣。乡试首场题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一章，次为“不大声以色”，三为“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诗为“南飞觉有安巢鸟”。次场《易经》题：为布为釜；《书经》题：弗询之谋勿庸；《诗经》题：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春秋》题：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僖公十有九年）；《礼记》题：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三场策题，亦未能记出。乡会覆试及朝考题目，苦思不得。仅记保和殿有一诗题为“雪白蔷薇红宝相，终难定其为何场”也。会试中二百十一名，卷为钱师所取；乡试中六十一名，卷为孙师所取。文不高而名次低，本不足异，唯乡试二场五经文，取而进呈御览，为可异耳。照例主考覆命，必有乡试录择文之尤者，进呈御览。首场多用元魁之文，二三场却不拘，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进呈者。可见场中阅卷之忙，文章之无凭据也。今科举已停，余以生员切己之事，未及六十年，尚不能记清题目，过此更无人过问矣，故琐琐言之。
京师史馆林立，余无分与修史事。时《会典》适开馆，余充协修之职，盖吏部一门，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余分得稽勋司三卷，原本尚多罅漏，随意修饰，数日即交卷。同时部中无好手笔，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谁知依样葫芦，而全书成矣。余且得升阶保案焉。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迨识者指其错谬，已无从补救矣。此亦文字关系，不可以常理论也，人特习焉不察耳。
●卷下余在京时，查办重案多次。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多与其役。积年既久，更事渐多。且中经甲申、甲午两次战役，及累次外交胶葛，尤多有所阅历，名为部属，而于国家大事，颇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亲见之事，非仅耳食已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惜年来记性锐减，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
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处在乾清门东侧，屋只三椽，旁有小屋为茶房。堂官兼军机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须进内面陈，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对面，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俗所谓南屋也。余考军机时，入其室画到，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然其地极严重，平时无论何人，不得践其户也。其余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过，虽各有大门大堂，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简陋尤甚。当时夙夜在公，事固不废，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大学士名居揆席，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然位分不可亵，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满一汉，分东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于堂也。唯管部，则于部中添一正座，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亦沿称为中堂焉。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国初，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同光以降，则专以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考取序补。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愿考御史。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亦不过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至满御史，尤系不得志者所为，偶有建白，多系受人请托。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岁将阑矣，满御史又该说话矣。”盖听政日久，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动为言官所指摘。余过天津，与余言之切齿，谓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笔墨，咄咄逼人，实有令人生厌处。但瑕瑜参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强御；或平日缄口不言，遇有要政，独能力排众议，侃侃直争者，皆不愧“拾遗补阙”四字，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议者，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
从前给事中、御史，例准风闻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专摺条陈时政，弹劾官邪。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其余如编检、部司员、阁中书等官，如有陈奏，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京官纷纷具摺参劾。直督张（树声）之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会衔具奏，而适少吏部之人，托王可庄与余言，写好摺子，要余领衔。余曰：“此事关系国体，衮衮诸公，自能力争；我们草茅新进，何必越职言事。”语次流涎摺上。可庄曰：“不列衔便是，何必糟蹋摺子。”余曰：“流涎却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写便摺子，叫我领衔，我虽初出茅庐，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寝。甲申、甲午之役，议论尤多，风气尤盛，余绝不轻发一言，所谓我无言责是也。唯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侍郎也，九卿则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堂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各堂官也。名为会议，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另推一衙门主稿。在内阁会议同意者，即行画稿；不同意者，或单衔具奏，或联合数人另奏，然究属少见。且议案虽取会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譬如从祀孔庙之案，或有异议，究须归礼部作主也。总之，纪纲整肃，无权利可争，无意气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后来恩典渐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死后无谥。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疆吏特据士民公呈，奏请予谥。孝钦阅摺后，乃对军机曰：“李殿图若果应谥，何以当时不办，乃事阅多年，始行奏请？”恭邸即对曰：“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在任时确有政绩，士民日久不忘，呈请督抚乞恩；督抚据情转奏，并无冒滥。”孝钦曰：“汝们早不说，几几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谥。文正登时磕头谢恩。此次召对，虽不免夹杂私话，然王道不外人情。当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鱼藻之雅，都下播为美谈，无有加以訾议者。惟是枢密之地，语稍涉私，便不免传播，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
天子舆服旧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门皆朱门，未见有所谓黄门者。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然外间一遇御字，则无不饰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厢黄旗（厢或作镶）、正白旗、厢白旗、正红旗、厢红旗、正蓝旗、厢蓝旗。平时习焉不察，但呼某旗某旗而已。及谒陵时，各旗分为各色，正黄旗都统穿黄马褂，正蓝旗穿蓝马褂；而正白旗则竟穿全白马褂，正红旗竟穿全红马褂；至厢黄等旗则以红色镶边，厢红旗则以白色镶边。旗帜一色，楚楚可观。入关时骑射之盛，殆不过如是也。
《圣祖庭训》，光绪初年重刊，京曹各颁一卷。余领而读之，中皆道学之语，其言“暑不挥扇”一节，意义尤精邃。仁庙晚年圣学益粹，六十年文治之美，洵有本原也。
发捻未平，满汉大臣仍闹意见。宝师尝告恭邸曰：“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此言为其侄世兄景月汀将军（星）与余闲谈及之。当时天下承平，满汉渐无畛域，而月汀尚以此为言，可见满族之解事者，固早以排汉为戒也。
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满人祭神，必具请帖，名曰“请食神余”。所祭何神，其说不一。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时，客集于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盘，连递而上，不计盘数，以食饱为度。旁有肺肠数种，皆白煮，不下盐豉。末后有白肉末一盘，白汤一碗，即以下老米饭者。客食愈饱，主人愈喜欢，谓取吉利也。客去不谢，谢则犯主人之忌。满人请客，以此为大典，然非富家不能办。余极喜食此肉，盖全豕去皮而蒸，其味与寻常殊不同。凡有请者，必起早赴之。余在京十九年，只遇过三次而已。宫中祭神，屡有赏吃肉之事，席地而坐，以自带之小刀切肉。大概皆内庭供奉，及武侍卫与焉，他人则无此口福也。
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闻入关之初，褒奖功臣，准其跑马圈地，凡马足所至之处，即为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即为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未尝不可使之富也。谁知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渠为豫亲王后人，家有庄田，其后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发。但其好买古玩，亦不得谓之非奢，特不俗耳。
京师前三门，中曰正阳门，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喜言谶者，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统终，“崇宣”二字，恰应崇文、宣武两门额。且明以崇祯亡国，清以宣统逊国，亦是一谶。况顺治以摄政王兴，宣统以摄政王败，此又莫之为而为者。然同治纪元时，发捻之乱未平，人即有以顺治、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而后卒不应。其果谶耶，抑会逢其适耶？
余往吉林查办事件，濒行，宝师告余曰：“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须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余谨受教。到吉后，穷一月之力，检查案卷数十箱，千头万绪，缕析条分，拟稿五十三开。事毕覆奏无异议。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情节复杂，物议纷纭。先派钦差大臣，多托故不往。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任之，余以掌印资格，派作随带司员，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工部所派者，则为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两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两人，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钦差虽分满汉，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余虽系满大臣所派，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除审案专属刑曹外，余事毕余一人任之。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其结果则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御史卖摺，审无确供，请归刑部就近复讯。平心而论，官厅案卷，难保无弥缝之处，而绅士之控案累累，且所讦将军，情节又多过当。就事论事，势不能无所轩轾也。
昆师与余甚相得，每见必畅谈数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致乡民赴部禀诉，此本小事也。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姻叔为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遂单衔具奏。乃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余充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奉旨：既系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处分，着即加恩宽免。当查办未覆奏之前，余例应回避，不能与昆师见面。及事毕往见，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汝。惟启秀本无行小人，此事之起，有谓其受人贿托者，我与高阳、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遽请查办，殊为怪事耳。”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按侍郎单衔具奏，本为例之所许，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无查办之必要，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启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京后，骤升尚书，入军机，卒以袒护拳匪，外人指为祸首，明正典刑。观此人颠末，可知当日同部共事，邪正断难相容也。
京师步军统领，俗谓之九门提督。其兵沿绿营体制，俗谓之京营。其下有侦探，名曰“番役”，人多诟病之，然其认真办公时，亦煞有可取。余承审贿买考官一案，其时查办大臣系福中堂（辊）、徐中堂（桐），福为步军统领。审案时，番役头目前往供差，站在门外听审。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时，堂上如诘其乡里住址，及平日职业，加意研求，番役头目即知意旨，便纷纷下乡。明日再审，即带其人来矣。问其如何办法，则曰：“昨日由此坐板车，驰往乡下，扮一卖油人，作为肩挑贸易，寻出线索，即带之而归。”盖步军捉人，向不出票，只由番役头目（如管带之类）用草纸写数字，便可行使职权。其镇压地面，潜势力固甚大也。
薛云阶尚书（允升）持躬廉朴，熟悉刑名，为法家之泰斗。时有一候选者，系六品捐职，喜结纳，与薛公子相往来。后因招摇日甚，御史谓其与公子冶游，并涉及请托词讼，封章弹劾。奉旨查办，所派之大臣，系吏部及都察院堂官，余与承审之役，在都察院集讯。御史风闻言事，本无佐证。该捐职上堂，只呼“革员冤枉”四字，矢口无供；且烟瘾甚重，跪至一点钟，头上气如炊甑，屡次晕绝，实碍难熬审。薛公子系内阁中书，上堂递一亲供，无可穷诘。提其仆，供尤游移。连审数日，毫无端倪，同台御史竟指查办为瞻徇。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承审中亦有其同台之人，尤感左右为难之苦。适有一日覆审，薛仆大闹癖气，当堂顶撞，乃笞之二十，而案仍无头绪。于是同朝大官，啧有烦言，谓查办过于操切，卒以查无实据覆奏。平心而论，冶游之事，薛公子不无嫌疑；而事过境迁，苦无佐证，不能据以定案。然当日台谏党见已深，势焰尤炽，非笞仆却无以转弯也。余与薛尚书素无往来，有一日，与同召见，在板屋内少候，见面互致久仰之语，备极殷勤。且畅谈大清律例与处分则例（因余官考功，是以及此），互相表里，毫发不能爽。津津有味，绝无介意，可见大臣风度，迥不可及。而朝纲未坠时，百政尚属清明，虽纤芥之隙，难逃指摘之严。及今思之，不禁神往矣。
京师有十库，而银库居其三。一系紫禁城内库，存款百二十万，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也；一系内务府银库，专储金玉珠宝，不藏银也；惟户部之银库，则专藏银。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随同查库四次，每次藏银至多不过一千一百万，少亦在九百万以上。当时聚全国之精华，其现银不过此数。余守苏州六年，省有藩司、粮道两库，每年首府均奉派查过一次，且有前后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两库所藏不过百万。苏州为财赋之区，而所藏不过如此，甚矣，中国之不富也。然当时政不繁，赋不重，虽不大借外债，而国计仍可勉力支持也。
京师银库防弊极严。库设管库大臣一员，以户部侍郎兼之；设郎中为司员，下有库书数人，库兵十二人。库书不入库，而入库者只有库兵。外省解饷到库，每万两闻须解费六十两，却非明文，不知库书库兵如何瓜分。然库兵入选之日，户部门外，必先有十数辘客保之去，防被掳勒赎也。库兵之贵如此，似非区区部费所能养其廉，是非出于偷窃不可。库兵之入库门也，虽严冬亦必脱去衣裤；库内别有衣裤，亦不能穿之出库。出库时，库门设一板凳，跨之而过，示股间无银也；且两手向上一拍，口叫“出来”二字，示胁下口内均无银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则以谷道藏银也。法用猪网油卷圆锭八十两，恰可相容。平时则向东四牌楼一秘密药铺买药服之，谓男子谷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则骨可松。然油卷巨而银之分量重，塞之于内，只能容半点钟，工夫稍久亦便出乱。余初疑其说，同人告余曰：“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