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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偶谈 清 何刚德
●序
壬戌之冬，余撰《家言》，而有《春明梦录》之刻。次岁，复将《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刊成。其时甫赋遂初，略摭旧闻，本有语焉弗详之憾，拟作《客座偶谈》，补其罅漏。乃迟迟十年，屡屡易稿；兼以世变日新，闻见益夥，遂复裒然成帙。而事关国故，居多不忍弃置，因就旧稿。重加编辑，录而存之。盖自辛丑举办新政之后，又三十年矣。三十年为一世，世事变幻，长安一局，古往今来，不过如是，转若无足深悲者。盖旷观大势，不能无所悟也。甲戌冬至，平斋何刚德。
●卷一
官制随时变更。清初不置相，后乃设军机大臣，行相之事。不定额缺，所谓官不必备，惟其人也。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所谓军机王大臣是也。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所请何旨，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虽偶有更动亦罕矣。是合外国君主、内阁之制而参用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殆不尽然欤。
清制，京官满汉分设员缺，而满缺每多于汉缺。然员缺虽满汉并设，而办事多以汉员主之。事务之繁，惟六部为甚。六部之中，尤以户、刑二部为甚。户、刑二部分十八司，其余四部皆四司。除堂官外，司员办事者，实缺之员或不敷用，以候补之人充之，其余事简而职之闲散者，不过备员而已。二百余年，未闻事有不举者。外省督抚司道府县，各有专官，每省定额不及百缺。其附属之丞ヘ杂职，大省不过二三倍，小省亦求其称而已。
前清宫俸之薄，亘古未有。或曰：洪承畴有意为之，以激怒汉人。而不尽然也。一因满人占额太多，不敷支配；一因人心厌乱，容易服从也。今试以京官言之：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是每月只三十两。递减而至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也。至于六部，全部公费及官吏廉俸薪工，姑以吏部言之，每季二万三千余两，以数百人分之。其余小九卿十数衙门，十不及一二焉。外官另有养廉，比京官为优，今举其略言之：边省督抚独优，年支二万。东三省新制，加至三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以下递降。府则三千，县则一千二百，亦以次递减。外官俸与京官同，且皆坐罚不领。其余丞ヘ杂职，统计不过数千而已。此为取于国库言也。此外，藩司粮道及知府，有公费，取于州县平余，其余特别差务，亦皆由此项供给钱粮，少则数千，多则竟将十万。粮有多少，即平余有盈绌，盈者年所入可数万计。此外别无所谓政费名目。至若督抚，则有关税、盐务之津贴，然非有明文，受与不受，亦视夫其人耳。惟收粮、收税之机关，由道迄县，不得谓之非弊。凡公款应甲月解者，迟至两三月始解。则此两三月，可以发商生息。公款以关道为多，此项息金亦颇可观。然商欠危险，则责其自理，与库款无出入也。若一归库，则成为库款。藩库道库，皆由首府随时查点，现银向不能轻动。实缺外官支领库款之实数，一省之中，无论如何，大省年不过二十万，中小省可知已。此外，则候补供差各员薪水，皆由各局支管，而以藩司总其成，大概道员知府百数十金，州县以次递减。每班只寥寥数人，归诸二十万之内，亦绰绰有余。是此项支出，二十二行省，四百四十万括之矣。京官自光宣年间，风气渐滥，员缺推广，部用渐繁，然尚不失之远。而外省则依然支绌也。
官俸既薄，而庶人之在官者，薪工亦随之而薄。禄不足以代耕无论矣，而纸张之给价，几于有名无实。论者所以有以弊养人之说。而不知弊之徇于私者，谓之弊；逼于势者，不得谓之弊。明人笔记，于吏部制签，尚有微词，似吏之有弊，莫吏部若也。余官吏部十九年，明知部吏领照有费，引见有费，补缺有费，皆有其不得已之故。然吏之对官不得言费，一言费即以作弊论罪。且费自费，公事自公事，毫不相涉也。至于钱粮之弊，人言全在书差。凡串票零数，固不免沾润，然口口声声，必抱定钱粮丝毫为重一语，谓之尚有忌惮则可，谓其洁己奉公则未然也。总之，官明则弊少，官昧则弊滋，一言蔽之矣，亦不得归咎于立法之不善也。
前清官俸薄，而吏之禄徒有其名。今日者，吏裁而官独存，官存而俸独重，是以常苦不足也。然今日患官多，而专任之官却少。每一事，必使数人分任之；而分任之人，又各有其分任。如科员、股员、办事员，似官非官，其实化吏为官。皆食官禄者也，即《周礼》所谓府史胥徒之类也。《周礼》府史胥徒未曾实行，而今则已实行矣。议减政费者，竞言裁官，不知今之习为官者，皆名为士者也。官多则养士多。然则士可不养乎？报载法国减政，裁官八万人。法国正患失业人多，今又增此八万人，岂不更多乎？此事近成为环球通病，各国方共谋救济，所当择善而从也。
有清入关之初，文字之狱滋炽。康乾以降，崇尚儒术，满汉之见渐融。道光中叶，满人柄政，又复排斥汉才。迨洪、杨变亟，起用林文忠，中道星陨，行省糜烂殆半，ㄈ扰逾十稔。曾、胡、左、李诸公，以儒将风流，削平大难。朝廷惩前毖后，知汉人之有造中国，复壹意向用之。同光之际，外省大吏，满人所占特二三耳。宝文靖师相尝告余曰：“满洲一部人材，安能与汉人之十八省比？”盖满人之达者，固不以排汉为然也。光绪末造，举错渐歧，旋而亲贵用事，不特排汉，竟且排满焉，大事遂不可问矣。
前清八旗，满兵隶京营饷较厚，各省之驻防旗兵次之，汉兵则较薄，且于厢正旗色白黄红蓝之外，别之曰绿营。或曰洪承畴定制，亦具有深意也，升平日久而暮气生焉。洪、杨起事，绿旗各营一败涂地，即仅存者，几不能成军，竟有互相残杀者。自湘军、淮军以乡勇继起，肃清海宇，而军制为之一变。二十年逐渐裁撤，而气势尚雄。余官赣、苏两省，赣则防营凑合约有七千，苏则练添新兵两标，海疆无事，亦尽足以资镇压也。北洋练兵日有声色，然尚未脱湘淮窠臼。今军阀失败，诸将虽变更面目，其意见岂尽销融哉？
曾文正率湘中子弟，起而平难，金陵克复，而捻匪尚炽。文正以湘军渐有暮气，器械亦不如淮军之精，且湘中子弟皆有田可耕，不若退而归田，而以剿捻责之淮军，盖让也，非诿也。李文忠起而继之，盖任也，非争也。厥后，卒以淮军平捻。其时湘军虽未尽消灭，其气势总不如淮军之盛。余到奉天时，过山海关，驻防三千，铠甲鲜明，身材骠壮，恍有临淮壁垒气象。文忠练兵北洋，淮将尚多才，然亦间收他省人，不过示畛域。袁项城重练新军，仍以北洋为名；而北洋虽为北人口头所公用，其根底则仍不脱淮军。后直隶诸将踵起，遂据北洋为已有，于淮将渐起争端，省界益明，而内讧之祸烈矣。
闻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摺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然奏报中所叙战情，委曲详尽，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势，种种可疑。后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于未战之前，先行拟定；一得胜仗，即行发摺，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如何陷阵，贼从何地来，我从何地追，杀贼若干，获战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为之。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亦不必显为更正也。然后来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据当日奏摺原文，酌量删削，不能自赞一辞。今之战事如此，古之战事何莫不然。读史者不可不知。
军机加恩，所以后于诸将帅者，意谓军机特承旨书谕耳，无功可言，政权固操自上也。不知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书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恭邸虽总揽大纲，然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当战事吃紧之际，可见王大臣同寅协恭，艰难宏济，为煞有关系也。恭邸、文靖在直二十余年，可谓得君专而行政久矣。光绪十年，军机全体被劾，恭邸家居养疾，文靖原品休致，盖皆念其前劳，未加降黜也。
文靖，吾师也。退居八载，吾常侍杖履。薨逝之日，饰终之典甚厚。及其葬也，吾送之，见平地一块，掘土二三丈，长如之，宽稍逊。旁露一旧棺角，盖其夫人葬在先也。下棺后，即将地上原土覆之，上筑一土坡，绝不加一灰石，盖恐一加灰石，即与地气隔绝。余则封树，自稍有规模。北人厚葬，不过如此。卧龙跃马终黄土，此黄土实际也。人生若梦，此固一热闹之梦；若未成功而殁，或竟遭杀戮，尚不知若干梦也。
沈文肃尝言：“中外在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不必遽自馁也。”盖以当时列强，广置兵舰枪炮，用财如泥沙，而暴敛横征，民力不堪，实有岌岌之势，文肃之言非无见也。然文肃此言，亦在于光绪初年创办船政后，阅历渐深。渐有觉悟也。观其作船署对联曰：“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当时亦震列强之强，而毅然为之，后见列强以科学致富，济强政策万不足持久，故发此叹。今乃知其有远见也。
近年大乱，非人有意为之也，误在“随声附合”四字。一事之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倡之者非尽出于无意，而和之者可断其为盲从，阴错阳差，必闹到不可收拾而后已。甲申法越、甲午中日之役，主战者不过一二人。后和之者日众，竟有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言和者；甚有料其战之败，先搬眷出京，而上摺请战者。及至割地赔款，则鸦鹊无声，瞠目相视而已。此余所亲见之事。拳匪之役，在余出京之后，其倡和情形，亦复如是。此又余所熟闻之事。两事已成隔世，追思之，尚有余痛也。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极，有当时所不能意料，及至事变发生，则必瞠目相视，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处事必宜熟权利害；旁观论事，与当局处事，要宜易地而观。世之訾人者，每曰成败论英雄，吾独以此论为未允。语云：“毫厘之差，千里之缪。”为英雄者，苟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可有成而无败。此按诸已事，无一爽者，可不惧哉！
北洋练兵之议兴，以三十六镇为标准。论者即惴惴焉忧之，以为中国国力，万不能堪此重饷也，今日之兵，何止五倍三十六镇之数，兵额几冠全球。然则饷何自出乎？官筹之不足，只有任其自筹，而苛税杂捐诸弊遂不可制止矣。今之人但苦兵多，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科学与人工互消长，凡兴一事业，便于多数之民，不暇计及少数。且新事业，亦未尝无用人也；不知所用之人，远不敌所不用之数也。是今日之兵，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其不容于兵，必趋而为匪。兵匪交哄，民无立足地矣。海国机器流弊，工商恐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国际亟亟开会，名曰救济，实则各自为谋，而其意在筹饷，则一也。
庚子以前，中国无警察也。余到苏后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余曰：“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彀（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何论其他？”渠倡言立宪，喜办新政，所言竟与之相反，不知何意。嗣后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却逐渐扩充。今者江西剿匪，以警察不足恃，又复劝行保甲。可知国土太广，国力太微，遽废旧法不可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代则间用火攻。前清入关，犹以骑射取胜，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时，曾文正初见开花炮，则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备。”语载《求阙斋弟子记》。文正第言备而已，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光绪年间，薛叔耘驻使，作《庸庵笔记》。云：“外国科学发明，战器日精，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事未百年，战器名目，日新月异，不可胜数，而军费奇巨，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欧战之后，列强觉悟，迭订和平之约。然一面订约，一面购械，以固国防，其费仍不赀，无论何国，杼轴空矣。故列强变计，而趋于军缩之一途，岂能视为儿戏哉！
●卷二
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升平，祸乱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决，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而究其始，特一着之错，不知不觉耳。
科举时，有举人，有进士。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于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十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
举人于大挑之外，且更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也。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亦未尝不为秀才谋出路也。无如源泉混混而宣泄不及，当日百计疏导，于事终无济也。
当时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矣。主事一途，光绪年间，非二十年不能补缺。捐班者补缺无期，与此并无影响。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因在吏部，较疏通也。中书一途，欲升侍读，与主事之难同。至于补缺后，截取同知，分省候补者，则与即用知县等耳。惟翰林一途，当时最为活动，每科学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之差。而当时翰林不过数十人，以之分派，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宜其优胜也。乃至光绪年间，长短大小之差，仍是此数，而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平均牵算，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则九年之中，只得数百金而已。试问如此养士，如何能济？两次推翻军机之事，亦实相迫而成，不得谓非当轴者之过也。
进士殿试次晨，钦派科甲出身之大臣八人，入内阁读卷。譬如进士三百二十人，每人应分四十卷，由八大臣各定次序。八大臣中，以宪纲为次序，先抽十卷，前一日进呈。其第一本即为宪纲第一者所定，第二本即为宪纲第二者所定，挨次推到第八本为止。其九本十本，则仍为宪纲第一第二者所定。是状元定为宪纲第一者所取，榜眼为第二者所取，探花为第三者所取，传胪为第四者所取，其余则同归二三甲。若进呈十本卷，有经御笔改定者，则又视各人之造化，然总不出此十本中也。此种办法并非例定明文，当时必因读卷屡起争端，故定此标准，虽曰调停，亦逼于势耳。其实著意只在十本卷，其余则每八本挨次堆叠，二甲之为进士，三甲之为同进士，亦归之于命而已。余字之劣，得附二甲，即其证也。且好字不止十本，若尽不入宪纲，在前四人之手，则鼎甲传胪，岂不是尽无好字者？此亦极不平之事也。
考试试差，定例阅卷十人，取卷只以八十为限，每人取八卷，则落第之卷亦自不少。取定之后，由军机揭弥封，开单进呈，单便留中。放差不在此单，断不能放，故军机北屋留一底单，南屋之小军机不能知，礼部不能知，即阅卷者亦不能知也。不过阅卷者记得诗句，或在外私言耳。放差之日，礼部具题，仍照全单列名请旨：军机则检出底单，每差酌定正陪二人，请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圜定一人，即行宣布。考差者不知取不取，只论放不放，故恩怨不归阅卷之人，而专归之军机。军机于单内择二人作正陪，虽于差之肥瘠、路之远近，或不无照顾私人；至于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取高之人放小差，则单内明白易见，岂能当面作弊？大概放大省学差及正主考，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员，由钦定外，其由小考差而得学政，非取在前十名不可。其取在中间，可以主考，可以分房；其取在后面者，定为房差无疑。此亦理势所当然，不能任意营私也。乃考差者一遇无差，不怨己之不取，而怨军机。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而亦怨军机。翰林二百余人，得意者十之三，失意者十之七，为数不下二百人。怨气所积，谓以后种种祸变，无不因是酿成，亦似武断；而不知发端甚微，无形之影响，固甚大也。
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为之，初无所沿袭。后数年，乃有普通学、专门学之区别。盖当时草创，学制固未备也。回任建昌，新创郡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到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三年，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聘为教习，乃告之曰：“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以资实效”。教习曰：“吾所学乃农理化学，不能一一实验也。”余心非之，而无可改聘。开学几及五年，而现象如此。政变后，余不复管学务，二十年来如何更变，则不复与闻矣。虽然，余岂得谓为无罪哉？
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巨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且今日学堂之弊，不止在失学人多也，即不失学之人，亦无以用其所学也。论者谓宜广开工厂，每厂必开一学堂；某厂用何项人才，即招何项学生；从前所有毕业生，即按其所长，各归各学堂掌教，或补习。如此，则已学者无弃材，后学者有出路，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一转移间，全神俱振。策无有善于此者。至于法政一门，专为作官吏之用，近时既不重官吏，如有愿学者，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各自延师，听候官为考校。如此，则从前法政人才，亦不至无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
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噫！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无已，其仍证诸外国乎？外国学生失业，亦必恐慌，当有补救之法，取其所长可也。近来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谋之，此亦时势所趋，无可解免也。
●卷三
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承平时，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库，必报盈余少数。此部库也。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今则改库藏为金库，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有亏无存，每况愈下矣。
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迨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以抵制之，外洋之***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民国法律，视前代为宽。然历代法律，虽不免有苛细之处，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而臬司及州县衙门，必竖一牌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于其上，谓必合天理人情，而后成为国法也。语云：“立法严，行法恕。”又曰：“行法须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远哉。
狱讼之兴，不外酒色财气四字。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气为主，而色亦大有关系。淫为万恶之首，谚曰“色胆包天”。余外任二十余年，乃知所有命案，多系因奸而起，谋财害命却居少数，谚所谓“十命九奸”是也。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而不以***牵混也。赌可倾家。无家可倾，非出于窃不可，窃案所以多赌徒也。盗案亦有因赌者，小赌则窃，大赌则盗，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不以犯赌牵混也。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然止于斗殴而已，其涉于命者，亦误杀斗杀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饮之费究不如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
户婚田土之案，从前归于钱谷，今则曰民事诉讼，皆为钱而已。金钱万恶，争钱必争气，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钱谷幕友，操守每逊于刑名，官场轻视钱幕，亦即为此，然而贪吏喜之矣。吏虽不贪，而有藉之为傀儡，于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贪名。是则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惧也。故《牧令全书》谓：“钱谷之案不能轻断，断则必翻，不如诿之公亲调处，而翻者却少。”此即《易》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无敢折狱之说也。
潍侄既到彭泽任，恶民情之刁，讦告之不易防也，来书问补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断案耳。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汝好话。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当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则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户婚田土，头绪纷繁，情伪百出，人各绘一图，各持一据，目迷五色，从何处说起！是非使之调处不可。《牧令书》曰：‘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此调人之职，所以为世重也。”《牧令书》虽多门面语，不必尽合事实，然此数语却可诵。调处不了者，官岂能不断？但少断案，总少怨家也。吾生平听讼颇不让人，今为此言，岂尽滑稽哉！
乱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转损。官之威，亦恃力为之助耳。乱世官以武助力，虽甚贪暴，民纵智，不能与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缘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谈禁令者，即是此意。语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导之，亦何曾易虐哉！盖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难为，即贪吏亦何曾易为？不特循吏难为，即酷吏亦何曾易为？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旋而立祠立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
《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诗》曰：“顾畏民{品石}”，从古民气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横，士之黠者，挟民气之说与官抗，而官败矣。官不甘于败也，乃挟兵而与民抗，而民败矣。民又不甘于败也，挟匪而与兵抗，而兵又败矣。兵亦不甘于败也，通匪而与民抗，则民更大败而特败矣。其实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数，不黠者究多数，相持日久而无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势胜而理诎；其悔而悟也，理胜而势诎，理胜势诎，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乱之机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则不能无禁令，禁令愈严，而缘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烟及禁假命案外，绝不悬一禁令。明知佐贰杂职，皆藉例以收陋规，余只考察僚属，不使滥索，绝不容缘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体者亦多知之，非谓余有特识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论，禁假命案只在官能廉明，权自不至旁落；禁烟则以国际关系，不得不锐意行之。然不料继吾后者，破坏灭裂，一至于是也。
中国外患内忧相迫而至。然环顾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势，甚矣纷乱之已造其极也。此何故哉？天祸中国，天不止祸中国也，环球生计均感穷蹙，相逼而成也。试问今日何国之民得安居乐业者，恐未易言。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有国者所当上下觉悟，而谋所以转祸为福也。一国一党之争，皆局部之事，无关于大本也。
邵尧夫闻杜鹃，有南人作相之惧；宋高宗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何所归”之愤言。中国人本有南北之意见也，当国者持同轨同文之旨，极力维持，苦心消弭，不得谓毫无政策。明清两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据偏安之祸根斩除殆尽也。清季议立宪，又有联邦自治之说；旋以南北争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语。不知联邦自治，是须邦邦备兵也；南北分治，是须南北各备兵也。近世殚一岁之所入以养兵，犹且不给，况又分之乎？北方地广民贫，南方地狭产富，以南济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济滇黔，粤之济桂，浙之济闽，所谓受协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济焉，此理财之关系也。袒护同乡，悬为厉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悬为厉禁，故人才相资，四海皆为兄弟，无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县，不能治彼郡彼县，是一郡一县之外，不相来往也。中国一千九百县，是分为一千九百国矣。外人不来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县为一国，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国，皆敌国也。敌国相侵，乱岂有定乎？此又用人之关系也。然则中国不统一，其可能乎！今国难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词，徒乱人意也。
《诗》曰：“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终有定时，终有胜人之时，且环球并无二天，天管中国，即环球各国无不管也。譬如天道恶盈，今日各国机器发达极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恶盈也。天道福善祸淫，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而天以屡次覆败警之，京官当日亦狂嫖烂赌，而天以变作灾官警之，即天之祸淫也。天之阴骘下民，其舒惨迟速之数，固有示人不测者。莫谓天网不漏之说之不足信也。
党派纷争，政局不定，无他，政不在养民而已。然昔之养民也易，今之养民也难；昔之养民也省，今之养民也费。何以谓之费？今日之势，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当养，已裁之兵亦当养，且未为兵之人，尤不能不养，则养之费岂能堪哉！舍之不养，则战祸复起，广取民财以养之，则流寇亦必起。为今之计，非大借外国之财，大举建设不可。大举建设，则无论旧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岂不皆大欢喜乎！且痛减赋税，以旧日正供为度，专办旧日之政。如此，则政不繁，赋不重，物价大贱，而民不胜其乐矣，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则大局岂能长不定乎？外国亦不能不同负此责也。
华侨散处各地甚多，而能拥赀成业者，究以南洋为盛，而发达亦最先。从前寄款回国，络绎不绝，今则外国工商恐慌，同受影响。能举华侨之产，而救祖国之贫，杯水车薪，亦属无济。然人数究众且多，不忘祖国；其致力于实业，经验亦富，国家如果善为招徕，则源源归国，于国力亦不无小补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庆，赏也。让，责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诸侯之制也。今观列国，其田野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者无论矣。乃有地无旷土，野无游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优美，其国事则谋之元老，庶政则合之群策，不失养老尊贤之意，乃观其国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终日者。此何故哉？盖霸者欢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无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终于不安哉？识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强备战，战机逼矣。子独言不能战，何也？曰：“各国皆穷也。”“穷何以犹备战？”曰：“半以备国防，半以空言威胁，而欲以柔道制胜也。”曰：“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战，亦暂时事耳。且战之胜负，亦无把握。”“绿气炮极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绿气炮，则人类必绝，乾坤毁矣，天固不许也。”“然则专用飞艇乎？飞艇价省而效速，横空飞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学家必另制一器以破之。闻近来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险，正未可知。当日奇肱国作飞车矣，飞车与飞艇同，飞车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传耶？战胜本侥幸之事，况胜一无所利，败则必至亡国，恐列强必不为也。”
韩非子说十过，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国之助，国必至于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时势，却不尽然。欧洲多小国，而间于大国，却赖各国联盟，得以均势，而免于削。惟国小必弱，即有礼于大国，如非均势联盟，岂能免于侵侮！则谏臣之审时度势，固不宜轻发议论，而使臣之御侮折冲，又岂可不慎重其选哉！
●卷四
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乎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著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著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著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亻禹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剌剌，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著《从政遗规》，亦语语著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渭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语曰：“无事忙。”曰：“忙中有错。”又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二字，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吾作闲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者。稍忍须臾，往往事有变化，便觉忙之无用。老来随事体验，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闲来无事不从容。”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岂非不勤乎？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有当为者不得不忙，忙适以得闲也；若司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思之，未有不悔其赘者也。
吕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书，免人厌于酬答。”余固以此说为然。而平日则又以“案无留牍，家无长物”八字自课。所谓牍者，非指官文书言也。在官之时，凡亲朋之问候，及有求于我者，无论贵贱贫富，皆无所不答。尝谓：人之问候我者，与我有情也，若不答，岂不绝情乎？人之有求于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尽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谢之，均无不可。若不答之，岂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后，朋笺亦寥寥矣，凡有一纸之书，必量其人之平素、与其来意之诚否，如量应付。如其素心可托，谈老态，数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穷乏求我者，勉强应之，惠而不费，亦偶有无心插柳柳成阴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诿，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
语云：“不妄花一文钱，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贪也，其实亦以救贫，且可以敦品也。语云：“饥寒生盗心。”官有廉俸，何至饥寒，若非随意挥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岂非盗乎？即非为官，凡强占人便宜，及借债不还，皆谓之非所有而取，皆盗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过，一文可妄用，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说，凡人今日所用之钱，明日试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恶守财虏，且极韪龚蔼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谓能用财则为主，徒守财直奴而已。今忽为此言，亦以国人太奢，势将溃决而成大乱，不能无惧也。
吕新吾曰：“余参政东藩，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临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笔举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积口积岁，省费不知几万倍。”充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养德；财不侈然浪费，足以养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弃而已。夫事有重于费者，过费不为奢；省有不废事者，过省不为吝。余在抚院日，不俭于纸，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比见富贵家子弟，用货财如泥沙，长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弃于地，胸中无不忍一念，口中无可惜两字。或劝之，则曰：“所值几何？”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为大手段，不小家势。痛哉！余作课孙草，平日惜纸之事，取法于林文忠。其实幼读《呻吟语》，印在脑筋，故终身由之，初不觉其所以然也。
语云：“莠言乱政。”莠言非必邪说，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皆足以乱政也。泥《周礼》而酿祸变，岂非明鉴哉！
余当官时，每欲提拔一人，临时辄无机会，不得已，而谢却之。易一时，恰有机会，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又尝极力荐一人，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他日，于不甚著意之人，随便荐之，而转如响斯应。屡试不止一事为然。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俗谚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
桑维翰言：“为宰相如著新鞋袜，外观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责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责重，身撄盘错，兢兢业业，自无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忧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说到外面排场，则浅之又浅也。
汉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可设雀罗。后复用，门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牛，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属常事，乃积忿于心，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乃史录其言，几欲脍炙人口，非誉其美也，只足表暴其褊耳。
陈仲举“大丈夫当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扫除”之言，谈气节者多韪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扫除一室”，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略修齐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终也。宋儒曾议之。大抵汉儒尚气节，不免涉于躁；宋儒说义理，渐近于醇也。
人之寿数有定，而人之精神不能尽副其寿数。左文襄、李文忠晚年时，下半日竟异样糊涂，公事皆任幕僚为之，特藉其威望，支撑门面耳。盖其盘根错节，敝精劳神，过于常度，故颓败至此。而世之享大年，登大位，自诩龙马精神者，殆亦善于啬养，否则终日无所用心，故得此福欤。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将就之意；合者，聚也。玩“苟合”二字，可见未始有之时，分应流离转徙也。今之游食四方，流离转徙者，不可胜数，欲求苟合而不可得，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则真不可解矣。
孔子曰：“周急不继富。”人到饥饿，不能出门户，死无以为殓，可谓急矣，则周之宜也。今之人，每以日用不充，挥霍不快，随意借贷，意以为取之外府也。及于至再至三，手癖惯而供应者亦厌矣。因是而流入穷饿者，不一而足。吾尝谓孔子不曰“周贫”，而曰“周急”，盖急固当周，若不急以为急，是周之适以害之也。
语云：“役物而不役于物。”役者，奴隶也，役于物，是为物之奴隶也。今之讲究衣服，广购器具，甚至玩古董，买字画，是为物之所役也。孟子曰：“人役而耻为役。”夫为人之奴隶尚可耻，奈何为物之奴隶，而不知耻耶？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无理可喻，只告之曰：“汝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亦巽与之言，非恶谑也。吾刻一小印，曰“无长物斋”，不特他物无长，即前后在赣十八年，家中瓷器，何曾彀用，此固不能瞒人者也，此亦吾性之所近，非矫然为之也。
今人有旧家庭、新家庭之说。新者自诩开通，旧者自重礼教，以旧鄙新，以新厌旧，弄出无数是非。氓之蚩蚩，竟有不知适从之意。吾则别有一说以解之。《礼》曰：“七十曰老而传。”当未传之先，家事老者主之，子孙不得自专，谓之旧家庭可也。及既传之后，老者不能自理，传之子孙，子孙竭其心力，支持门户，自谋温饱，谓之新家庭可也。然此非调停之言也。门户既须支持，则图新不宜遽舍旧也。其实天道循环，新而旋故，故而复新，犹地球东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也。新故两字，本无界说可言也。
近人言：“有饭大家吃。”此亦愤一党一系垄断权利，故激而为是言也。其实吃饭二字，要大有分别，有家常之饭，有特别之饭。家常之饭，人人自食其力，且导其妻子，使各养其老，此无待多言也。若特别之饭，则钟鸣鼎食，非富贵之家不能享有，所谓得之不得为有命，分定故也。今不各安分而争，欲破格吃饭，是人人皆要玉食万方也，岂不率天下而路耶？科举时代，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
曾文正当乱平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当文正之时，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语人以“书、蔬、鱼、猪”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谬者。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虽欲求“书、蔬、鱼、猪”而不可得，而犹心醉欧化，强饰门面，将何以善其后哉？
余在江西时，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余曰：“此事君未目见，自系耳闻，切不可随声附和。”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师长、旅长闻之，皆想做督军；营、排长闻之，皆想做师、旅长，大乱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祸果也。张勋抄家，余躬亲其事，南昌仅得二十二万（合他处所抄，却有百万），果也。军阀时代，师、旅长皆督军矣，营、排长亦半为师、旅长矣，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江西人来沪，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验矣。试问：当时之言张勋者，于己利耶，抑害耶？项城之初登台也，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于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渐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渐加至数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马轻裘，般乐怠敖，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余尝代为之忧，谓盛极必衰，后难为继。果也，张作霖出京，郎曹荡然，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子贡曰：“赐不幸多言而中。”今观此两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汤文正时，五通神惑民太甚，毁之，去其太甚耳。后此即无有继之者，非谓淫祠不应废也，亦以神道设教，究可以禁吓冥顽。且迎神赛会，究系以驱疫为名，即许愿求福，亦具忏悔之意。而依此为生者，资以饣胡口；连日迎赛，小贩亦得以资挹注。所谓弊未太甚，姑示宽大可也。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类，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广人众，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须各归正执，别谋生计。生计何在？又无可确示，是徒托空言，立而迫之为匪也。文正亮节清风，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其事之可传者甚多。若禁毁淫祠，系当官应办之事，不必震而惊之也。
汉明帝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衰，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儋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仗腊悭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余尝见北京出大殡，上海大出丧，其虚耗之费，诚有糜破积世之业，如汉诏所言者。汉诏亦古矣，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无他觊，愿来生不断人身耳。’此语最可味，全生全归，此谓不断人身，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惜其习而不察也。盖随年盛衰，血气也衰极而死，则渐尽矣。惟志气不与年盛衰，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年日迈而志气精坚，义理昭著，其人死为明神，生为贤杰。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断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断矣，虽佞佛何益？”余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句云：“仙家证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读之，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旋即弃置，不复记忆矣。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属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也，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但三国人才多矣，而独注重于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人则又称曰关帝。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谓一唱即撄奇疾。南人则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灾害。出台时，观者为之一肃。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语摹写入神，关帝信有灵也。”北人言其显应处，无奇不有，前门边有一小庙，香火之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时，宫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长，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命长者屏诸前门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宫毁，即像亦与焉。前门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诸名士设一乩坛，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有一狂生，乃书“吕蒙”二字于掌，曰：“乩如有灵，当知我掌中何字？”乩书二语曰：“汉家天下今如此，关羽何须畏吕蒙？”众益惊服。其余似此者，不可殚述。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其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于天数，死有余恨也。而其浩然之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亘千古而不灭，其显灵助战也，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锺，遂偶触之以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则亦以人心为之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上干天怒，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气所不容也。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亦谓正气千变万化，无方体，无定向，固难刻舟求剑，亦非惝恍无凭也。壮缪之事，当以此理断之，不然，则数百年之馨香，亿万人之意向，岂能毫无依据耶！
余少时即惯迟眠，然就枕即睡，尤失眠之苦。七十时作《匏庵寿》诗，中有“鳏鱼无睡”一语，当时亦特戏言耳。诗寄去之后，竟夜夜不睡，自疑诳语为神鬼所弄。乃年甚一年，后竟非天明不能酣枕。百计引睡无效，常服补阴之药无效，乃细检陆诗，见其七十所作之诗，皆言不睡，乃八十所作者，则多言美睡。可知人到七十，夜必无睡，若到八十，则夜睡而昼亦睡。然名虽为睡，恐亦只昏睡而已，其能得美睡亦甚难事。是睡与不睡乃年龄关系，只可任其自然，不必引以为病。医书失眠之症，特为少年有病者言之，与老年人固无与也。
余少时闻人言，郭远堂中丞半夜即起钞书，点一枝蜡烛，见跋及旦，日以为常。沈文肃之封翁丹林先生，每晚九点而寝，三点而起，默坐背诵注疏，到八十三时，习以为常，盖其未明而起，起后即不复睡。余则夜间看书，既明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