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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信录提要》
●自序
（刚（顾颉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夏》、《商》、《丰镐》诸录之例，由《总目》内录出补入。）
●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儒者采谶纬语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杂说流行之故
△实事之传误（以下五章，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时，後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後唐杜子美咏昭君村，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後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於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於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於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也。
△强不知以为知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後伪书。）
△伪书诬古人
△买菜求益
△《孟子》不可信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传记不可合於经
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误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卷下
○总目
△考辨古书之方法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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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古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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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开辟之初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补】“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朋男女，然後有夫妇。有夫妇，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传》）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包牺氏
【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按唐、虞以前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
△驳龙马负图之说
【补】“作结绳而为纲罟，以佃以渔。”（同上。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後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书，後人亦无由知其所由作，故称盖焉──盖者，疑词也。今并删之，後不复注。）
△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
《补三皇本纪》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余按《易大传》文，易结绳以书契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必起於黄帝以来明矣；谓造於伏羲氏，乃《伪书孔安国序》文，此序晋以後人所撰，前人辨之详矣。至以俪皮为礼，经传亦无文；惟谯周《古史考》言之，不足信。故并不载。
△驳伏羲氏为六甲之说
《外纪》称伏羲氏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又称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十干，十二枝，相配以名日。夫伏羲氏既造六甲矣，又何待於黄帝之作之？此盖所传异词而两采之，故致自相矛盾。要之，谓黄帝时为近。故今不载於此。
△燧人等十七氏有无不可知
○神农氏
△烈山氏非神农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余按《左传》称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若《礼记祭法》之文乃采之《国语》者，《国语》记上古事率荒唐，此盖亦想当然之词，不足以为据也。古者“烈”、“厉”同音，《祭法》之厉山乃传写之误，亦非有两号也。郑氏以神农制耒耜，遂以神农当之，而云“厉山，神农所起”，小司马氏从而采之，误矣！杜氏《左传注》云：“烈山氏，神农氏诸侯。”较郑氏为近理。然《左传》、《国语》皆未有称及黄帝以前者，亦未敢必其然，故今并不载。神农非炎帝，说见後《炎帝条》下。
【补】“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上）
△驳神农氏重八卦，作蜡祭、鞭草木之说
《补本纪》称：“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余按：《易大传》言包牺作《八卦》、纲罟，至神农氏则但言其为耒耨、市易，初无一言及於重卦者。果有此事，曷为连类及之而独遗之乎！康成之徒因《传》文内有取诸《益》与《噬嗑》之语，遂臆度而附会之，以为神农所重，谬矣！《传》特泛言其理，何尝以为伏羲时止有三画之离，神农时乃有六画之《噬嗑》哉！《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今移之神农时，於经传亦未有确据，盖亦以为耒耜故臆之耳。至以赭鞭草木，乃方士荒唐之说，尤为不经。故并不取。
△驳神农氏作《本草》之说
【备览】“神农伐补遂。”（《战国策》）
△驳神农氏八世五百馀年之说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立一百二十年，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谖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纲目前编》云：“神农在位百四十年，子临魁八十年；临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来四十八年；来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孙榆罔五十五年”此说世皆信以为然。余按：《易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夫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不曰包牺、神农氏亡，而曰包牺、神农氏没，则是二帝既没，其子孙即不复嗣为帝也，乌有所谓八世五百馀年者哉！且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後之人何从而知之？《补本纪》以榆罔为神农曾孙，则榆罔之後尚当有五世，而《纲目前编》即以榆罔为第八世，其年数亦不符，然则二家之说已自不合，学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
△古之天子无禅无继
且唐、虞以前初未尝有继世为天子之事也：有圣人者出，则天下尊之为帝，圣人者没则已耳，其子孙皆不嗣为帝也；又有圣人者出，然後天下之又尊之；无所为继，亦无所为禅也。自唐、虞而後有禅，自夏、殷而後有继，故孔子曰：“唐、虞禅；夏後、殷、周继。”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齐桓之霸也仅一世，而晋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继霸而遂谓其前之亦继霸也。晋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间有父子皆为卿者，而初不袭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厉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会老而子亦燮继之，而卿遂为世及；鲁、郑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继卿而遂谓其初之亦继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故今於诸家所载神农以後诸帝概削之不录焉。呜呼，後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於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为继世有天下自羲、农已然，故於虞、夏授受之际妄以己意揣度，以致异说纷然而失圣人之真。故余於神农之世先发其端。学者知唐、虞以前原无禅继，然後尧、舜、禹、启相承之事可得而论。说并详後《通考》及《尧》、《舜》、《禹》、《启》篇中。
△引柳宗元文驳包牺、女娲、神农蛇身牛首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女娲氏皆蛇身人首，神农氏人身牛首。余按：唐柳子厚《观八骏图说》辨此甚明，今载其文於左。惟其所引书，以牛首为伏羲，与此小异；要之其诬则一，亦不足分别也。
△驳包牺、神农作瑟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余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牺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牺、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盛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後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
△驳《连山》、《归藏》为羲、农时书说
《周官太卜》，有《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孔颖达云：“神农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曰归藏氏。”余按：《易传》言《易》详矣，《春秋传》亦多说《易》者，然皆未有《连山》、《归藏》之名。《周官》乃後人所撰，其然否未可知也。即使果然，亦当出於後世，郑氏以为夏、殷者，或有之；若羲、农之世，则未有篇策，安得有文字传於後世哉！至因康成以厉山为神农之误，而并《连山》之名归之，则尤谬矣！故今不取。
○黄帝氏
△辨黄帝姓名之谬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又云：“黄帝为有熊氏。”按《国语》云黄帝姓姬，且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大戴记》云：“黄帝曰轩辕。”又曰：“黄帝居轩辕之邱。”其意盖谓因所居以为号耳，非谓轩辕为黄帝名也。有熊之称亦不见於传记，《本纪》乃以轩辕为名而号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谓轩辕为号，似矣，而谓因始有轩冕之故，则亦出於臆度而已。又《大戴记》、《史记》皆以黄帝为少典子，盖本之《国语》；然《国语》本不足据，故今并阙之。说并见後《战於阪泉条》下。
【补】“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易系辞下传》）
【备览】“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
△《大戴记》称黄帝德无事实可指
△驳黄帝举四相之说
△驳黄帝制十二律之说
世之言律者云：“律有十二，六为律，六为吕。黄帝使伶伦采竹於解谷，雄声六，雌声六以应十二月数，曰黄钟，曰大吕，曰大蔟，曰夹钟，曰姑洗，曰仲吕，曰蕤宾，曰林钟，曰夷则，曰南吕，曰无射，曰应钟。”余按：律之见於经传者莫先於“典”、“谟”；然《皋陶谟》但云六律，不言为十二也。《春秋传》云：“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孟子云：“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无云十二律者。如果律有十二，不当咸称为六；果有六律六吕，亦不当皆举律而遗吕也。惟《国语》载伶州鸠言，六律之外复有六间，自大吕至应钟云云，然亦未尝与黄钟等平列为十二也。自《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强相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而刘歆、班固等递述之，非古也。《国语》之文固已多所附会，至《吕氏春秋》所采乃邹衍阴阳家之言耳。学者不信经传之文，而闻异端之说则喜道之，甚哉其可异也！又按：大吕、姑洗、无射，皆古钟名；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其名虽不见於经传，然皆名之为钟，则亦本钟名也。谓其以律名名钟乎，当钟未铸之时，何由预知後世之以名钟，而先以夹钟、应钟名之？盖古六律之名本不可考，後人因某钟之声近於某律，遂取钟名以名之耳，非黄帝所制也。且十二律果制於黄帝，伶州鸠何不述之，而但泛称为“古之神瞽”乎？由是言之，黄钟、大吕之名皆起於春秋、战国以後，尚未知其与舜之六律果相应否，况於其度之长短广狭有何确据，而乃苦争之於九分十分之异，亦惑矣！刘歆岂圣人与，何以後之学者奉歆之说如奉圣人言也！
【附录】“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备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炎帝非兄弟
【附录】“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书吕刑》）
【备览】“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战国策》）
【备览】“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驳黄帝传兵法之说
△驳黄帝作指南车及华盖之说
【存参】“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鲁语》）
此语虽未必确实，然尚无大谬，姑列之存参。
△驳黄帝巡游封禅之说
△驳黄帝作《素问》、《灵枢》之说
△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
△引王充书驳黄帝骑龙上天之说
《史记封禅书》称：“齐人公孙卿有札书，言黄帝仙登於天，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王充《论衡》尝辨其谬，今录於左：
●卷下
○炎帝氏
△炎帝非神农氏
【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与黄帝同时
【备考】“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左传》）
△姜姓所自出
按：《左传》原姜姓者二：一，此文，以为炎帝之後；一，庄二十三年，以为太岳之後。或太岳即出於炎帝与？其说犹可通也。《国语》原姜姓者三：一，《晋语》谓炎帝姓姜，与此文合。一，《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船⒄姜，盖即《传》之太岳。但炎帝即姓姜，则非至四岳而始赐姓；共工承炎帝後而改制度，则非出於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误也。一，《郑语》谓姜为伯夷之後。伯夷与四岳比肩事舜，齐一国安得祖两人乎！大抵《国语》所述姓氏皆不足据。窃意《左传》犹近古，故列之以备考。
○共工氏
△共工世次
【补】“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
△驳触山补天之说
○颛顼氏
△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唯《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之为愈也！
【补】“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颛顼之族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并《左传》）
△《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帝喾氏
△《国语》始称喾
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记》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唯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说并见前《颛顼篇中》。
【补】“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周语》）
△《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黄帝以後诸帝通考
《传》文有不能详其世代者，统录於此。
【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传》）
【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补】“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补】“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补】“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并同上）
【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永叔《後序》】“予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世纪之失，犹谓文、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其谬较然不疑，而尧、舜、禹之世相去不远，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复以《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诸书参考其寿数长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据《书》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百岁。尧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二年乃使摄政，时舜年三十；居试摄通三十年，而尧崩。舜服尧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当尧得舜之时，尧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则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舜居试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寿百年，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已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於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颛顼、尧、舜皆不出於黄帝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驳尧以前乐名
△驳三帝乘龙之说
【补】“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牧；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後土。”（同上）
【补】“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同上）
【存参】“黎为高辛氏火正。”（《郑语》）
△重、黎五疑
○後论一则
△驳五德终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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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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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尧有天下之故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後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馀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馀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於《尧典》，後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後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後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历法始於尧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故撰《尧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於“契教人伦”之後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於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後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录於此。
【附录】“陶唐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