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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生
名老中医经验集目录
精勤博学的伤寒学家李培生
李家庚李家康整理
编者按：李培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伤寒学专家，著述丰硕，曾多次主编全国中医药院校伤寒论教材及其教学参考书，并著有《柯氏伤寒论翼笺正》等三部伤寒学专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８０余篇。本文对李氏在伤寒学术研究上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若干伤寒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确属发前人所未发。对其学宗仲景、旁及百家的治学态度和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李氏读书注重源流，探幽索微，教学中对六经辨证的实质强调多种学说的综合应用研究和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提出了六经辨证十法，论述了六经之病与证的关系，辨析了六经证治之异同及常与变，探讨了合病与并病的五种证治规律、六经证候的传变及标本学说的临床应用、伤寒与杂病的关系、伤寒与温病的关系等等。
李培生教授家学渊源，且谦逊好学，除自幼精勤博览，师事百家外，并曾遥从上海近代名医恽铁樵先生函授学习，深得其传。不仅治学严谨，在中医各科基础理论方面功底深厚，卓有建树，而且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临床学家。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迄今已６０余年，一生奉行“精”、“诚”二字，积累了极为宝贵的临床经验，擅长于脏腑辨证，对内、妇、儿科疾病，疗效确切，每起沉疴，深受患者爱戴。本文从１０个方面对李氏的临证特色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总结，并介绍了李氏常用验方五首，用药平正通达，剂小效宏，颇能启迪读者心智。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劝学》李培生，字佐辅，湖北汉阳人，１９１４年１月１日生。世以医为业。父亲李席之系前清邑庠生，通晓诗文，精通医理，善治内、妇科杂病，名噪一方。李氏幼承庭训，６岁起从父习文，诵读《四书》、《五经》类，兼读医学启蒙书，如《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年岁稍长，即攻读《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文史书籍。因家学熏陶，立志于医，其父始授以医学经典，旁及各科。
第三卷１５７１５岁时其父病逝，便独自悬壶于汉阳古城，此期间一面济世行医，一面自修深造，并遥从上海名医恽铁樵先生受业，时达两年。抗战爆发后，武汉沦陷，避难返乡，受聘于汉阳官桥李家集安怀堂药店坐堂行医，外感、内伤、妇人、小儿诸疾，无所不治。李氏治病，效力专宏，勿论贵贱长幼，一律平等，待人谦和，仁慈博爱，四方以疾迎候者，几无虚日，遇人邀诊，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建国初期，李氏曾在汉阳索河联合诊所与柏林联合诊所供职，负责中医诊疗业务。１９５７年被推荐到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湖北中医学院前身）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一年，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内经》、《温病学》、《内科学》、《伤寒论》等学科的教学工作。
李氏学术思想主要渊源于《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古典医籍，明清八大家的临床书籍如喻嘉言的《医门法律》、李士材的《医宗必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张石顽的《医通》、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等对其也有深刻影响。
李氏治学勤勉，学识渊博，熟知中医经典，尤其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认为《伤寒论》之重要贡献在于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较为完备的医学著作，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而且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和治疗的一般规律。书中所载方药，尤其是许多常用的有效方剂，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至今在临床仍行之有效，有些方剂正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课题，并取得许多成果。对伤寒学术的研究，他主张突出辨证论治这一重大主题。他说六经辨证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六经中病、脉、证、治等方面，故《伤寒论》每篇首载有“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六经病证，是六经所属脏腑经络的病理及反映于临床的各种证候，因此综合病之部位、性质、病机、病势等加以分析、归纳，辨为某经病证，进而厘定其有效的治法和方药，此乃《伤寒论》的主要内容，也是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研究过程中须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但又不以此为局限。由于《伤寒论》在中医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历代伤寒注家繁多，迄今为止不下数百家，仁智之见互异，学者当有所侧重。李氏认为伤寒研究的首要关键，还是在于忠实大论原文，逐字逐句弄通其原义，根据自己的实际体会，结合前人的经验，然后综合分析，深刻理解，融会贯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他提倡博览群书，师事百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持门户之见。对于西医学术，他也主张兼蓄并存，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好中医，重在实践。李氏认为：一个中医学者，既是书生，又是医生。书生：必多读书，多写书，能由博返约，食能消化；医生：就要学以致用，服务于临床，替群众解除疾苦。他擅长中医内科，兼通妇、儿科。临床研究方面，重视辨证论治和方药的研究；诊疗疾病，重视慢性咳嗽、慢性泄泻、胃脘痛、肝炎、肝硬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尿路感染的研究；处方用药，长用经方，惯用时方，并结合实践，创制出不少新方，用药简练，轻灵平稳，慎用补益、温燥、毒烈及苦寒败胃之剂，但用药依据总以脉证为凭。有人谓李氏用药以量小著称，其谓“治方有大小，病势有缓急，药量有轻重。古人谓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为人医者，岂能滥投虎狼之剂，而称道耶！”他赞赏近代名医施今墨、冉雪峰等人的用药特点，以为药量不大，方不见奇，而有良效。感叹当今之士，处方用药，动辄三五十克，或以为胆大，殊不知误人之迹甚多，且造成中药材的浪费。因此他在临证时，无问大小缓急之剂，当用则用，不畏其峻；不当用则不用，而不以轻剂为敷衍藏拙。
李氏著述丰富，撰有《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受第三卷１５８卫生部委托，主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选续》、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伤寒论讲义》、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伤寒论讲义》、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伤寒论》、全国西医学习中医教材《伤寒论》；并在《中医杂志》、《新中医》、《湖北中医杂志》、《贵阳中医学院学报》等杂志发表医学论文８０余篇。
《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是李氏的代表作。上三书分别于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清・柯琴（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包括《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伤寒论注》）有许多独到见解，学术上有研究价值，历代医家都很推崇它，是一本研究《伤寒论》的重要参考书。然因当时条件，属文间有偏激，大醇之中不无小疵。故于公余之暇，见其议论明畅，说理入微，能发人所未发者，必力为表彰之；文字晦涩，义理难明，细循其说，又确有见地，不惜多方疏通而证明之；间有不合事实，势不能辗转附会者，不揣愚蒙而僭为正之（《柯氏伤寒论翼笺正・自序》）。该书以艺海珠尘丛书本《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伤寒论注》为蓝本，于原书内容精湛部分，而有晦涩难懂的或理论不够完整的，则加以发挥，用“笺”（或“疏”）字标出；如理论与事实不合的，则用“正”字标出；如某个段落中既需要有所发挥，又要加以辨正的，则用“笺正”两字标出；原文间有错字，根据多种版本校正，附注于旁；如各本皆一致，而显然有误者，亦注明于后，但原文不动，以昭慎重。其“笺正”与“疏正”部分，为李氏数十年来教学临床之心得，对于当前学习和研究《伤寒论》以及中医学术，均有参考价值。
李氏在湖北中医学院任教３０余年，先后为《伤寒论》专业的教学和临床培养进修生、函授生、本、专科学生、研究生、西学中人才数千。他常教导学生，在学业上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说：“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中医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传统医学才会后继有人。”在他培养的研究生中，而今大多数已成为博士、教授、研究员，有的还被国外某些大学机构聘为客座教授。他也曾多次被邀请到广东、陕西、贵州、湖南、江西等地讲学；卫生部几次主办“全国伤寒师资班”，皆委他以主讲的重任。１９７８年中医学院首次技术职称评定中，他被评为副教授，１９８０年晋升为教授。１９８７年被评为湖北省教育战线劳动模范，１９８９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１９９１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李氏年逾八旬，但他人老不服老，除肩负培养学生和带徒的任务外，仍然坚持每周多次的门诊，为广大患者服务，深得病人的敬仰和信赖。现在他仍保持每天清晨早读、学术上精勤劳作、笔耕不辍的习惯，立志在有生之年，奉献更多的余热。
学术精华
一、精勤博览师事百家李氏常言，古今之大学问家，凡以仁术称世者，无不强调道德修养，注重“精”“诚”二字，第三卷１５９“精”即技术精湛、“诚”乃医德高尚，为人医者，两者缺一不可。青少年时代，他的一半时间是在汉阳城区度过的，那时其家庭环境异常艰苦，却正是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的意志。白天外出应诊，晚间挑灯夜读，手不释卷。寒冬酷暑，从无间断。真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除了家中的书，他还经常借书读，并常过江到武昌湖北省图书馆阅读或抄写医籍，有时还写信到上海等地求购医书。若行医在外时遇有珍、善本医书，常不惜以重金购买。
读中医书，不仅要眼到、口到，而且要脑到、手到。眼到、口到：是仔细阅读，辅以背诵；脑到：是将读过的内容反复思考，充分理解，加深记忆，司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也；手到：是勤做笔记，略有心得，则眉批于字里行间；获一良方，辄记录于薄页，既备他日问难之资料，又为自习之章本，于临证、写作殊有妙用。
忆抗战爆发后，李氏避难回乡，悬壶于汉阳官桥李家集。适福兴杂货店李某老丈，体素弱，有咳喘夙疾，某年冬天大发，延其诊治。审视前方，均为疏肝化痰之剂，其证面部浮肿，恶冷腰痛，呼吸迫促而不能平卧，少腹拘急不舒，大便尚可，小便短少，舌淡苔白，脉沉细而弱。断为久病咳喘，势必及肾，肾为真阴真阳之本，肾虚不能温煦摄纳，故而出现上述种种症状。《内经》谓“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素问・逆调论》），是其明证。故从前治肺、治脾无效，当用温肾益阳固本之法为宜。遂与八味肾气丸作汤与服，数剂后，诸证稍减，惟喘促仍存。仿都气丸意，将第三卷１６０前方去肉桂，加五味子、服五剂，药有小效。又参都气丸合观音应梦散复方之意，用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盐水炒补骨脂、胡桃肉、炒杜仲、煅磁石、淮牛膝、车前子与服。五剂后患者精神渐振，诸症减轻，惟稍动作仍感喘息不支。适老中医李某在集上开位育堂药店，李氏持方请教。
彼谓：此方温镇固摄，与证甚合，惟建议加沉香一味，以加强理气平喘作用。他从其说，将前方煎后每次用沉香末数分，随汤吞下。又五剂，喘息渐平，病即告愈。盖沉香一物，李时珍谓：“治上热下寒，气逆喘息，大肠湿闭，小便气淋，男子精冷。”用于此证，自有良效。而他于声誉日著之下，虚心诚恳地求教于同道，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更属难能可贵。也正是因为这种可贵的精神和他所具有的渊博学识，为日后的伤寒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才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伤寒学大家。
又有轻证转为危证者，如“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是少阳虚寒，因失治而转为危证。再有表里寒热错综复杂的病候，则其治疗措施，宜有缓急先后之别。如“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是先治其表之例。又“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则是急当救里之例。
又有同一病候，因具体病况不同，则其转归自有不同。如“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嘿嘿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此是热厥而有两种转归，一则可以自愈；一则邪热深入，损伤阴络而为便血。以上数例，皆可归于转换法。
（１）阴阳对举法：例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此乃将发热恶寒与无热恶寒而辨病发于阳与发于阴。当然，还须综合其它证象而拟定治疗措施，则更为精确。又如“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说明表证误下后，若其人体质较实，阳热内陷，与胸膈水饮相结，则成为结胸，所谓“病发于阳”；如病人胃阳素弱误下后，使客气结于心下，聚而成痞，即所谓“病发于阴”。以上二例是阴阳对举法。
（２）表里对举法：如“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宜桂枝汤。”说明头痛有热不大便，病有在表或在里两种可能，治法在表宜汗，在里宜下，故举出小便清否以为辨表里证之依据，是表里对举法。
（３）虚实对举法：如“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是同一汗后，因病人体质不同，则病机又有虚实之不同。汗后恶寒，多属少阴虚寒，不恶寒但热，多属阳明实热之证，故与调和胃气之调胃承气汤，是虚实对举法。
（４）寒热对举法：《伤寒论》里有此条与彼条互为对举者，亦属于排比法范畴。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一属太阳脏寒，故自利不渴，治法当温，主方宜理中、四逆之类。一属厥阴热利，故下利渴欲饮水，治法主以直清里热之白头翁汤。再如“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此与《金匮》“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腹满寒疝宿食病篇》）证候类似。但一属实热，一属虚寒，性质截然不同，则治法自有不同。二者排比举出，可以互参比较。
“淅淅恶风”：淅，《说文》释为“汰米也”。《孟子》：“淅淅而行。”夏侯孝若《寒雪赋》有“集洪霰之淅沥”之句，后人又以淅沥为风雨之声，均从许氏之说延伸而来。淅淅恶风，当风邪中于肌腠，卫外不和，见风猝然凛冽，毫毛收缩，故有此形容之词。
“翕翕发热”：《说文》释翕“起也”。《尔雅・释诂》谓翕“合也”。如鸟合羽，轻附浅合之貌。
“项背强”：音殊，《说文》释为“鸟之短羽然”。象形，形容短羽之鸟欲飞而不得伸腾之状。此借以释项背强，亦是摹状之词。明人有释为几案之几，谓有拘谨之意，其说亦有所本。但字无钩挑，愚意以从大多数读殊为是。
服汤已即指小青龙而言，服汤已而渴，是寒饮得去，病有向愈之机。又如：“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太阳，无汗，发热，身疼痛，是太阳伤寒主证，脉浮紧，是太阳伤寒主脉，病虽多日，表证俱在，故当主以麻黄汤解表发汗，服药已微除，是指服麻黄汤后而言，亦即倒装法。因邪郁日久，不能一汗即除，故发生心烦目瞑或见衄血之病解情况。
在古诗中，倒装句出现于一句之中的更多。如唐诗“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魏徵述怀诗）普通顺序当是寒鸟鸣，夜猿啼，此即倒装之例。《伤寒论》倒装法亦有出现于一句中的。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从病情分析，头项强痛，一般当指头痛项强所谓病如桂枝，头不痛项不强可为一证。此作头项强痛，自是倒装句法。
可见仲景行文造句，颇具匠心。又“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亦是警句之另一范例。
如“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自是大青龙所主之脉证，其“伤寒，脉浮紧，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亦当以表实“不汗出而烦躁”为主证。因已见上条，故此条省去。又如“太阳病，……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是因太阳表邪入府，寒水蓄于膀胱，阳气不得宣化，自以小便不利为主证，故由此以下“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等条，亦当具有小便不利之主证，可以会意。再如“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考蓄血典型证候有二：一为局部证状，如少腹里急或少腹硬满疼痛等；二为神志证状，如狂、发狂或喜忘等。此因屡见于桃核承气、抵当汤各条，故其主证只提少腹满，小便利，而不言如狂、发狂等，当是省略文法。《伤寒论》中省文颇多，可以循此类推。
（二）伤寒源流及版本考识汉兴，结束了秦王朝的统治，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使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文化事业，都有较大发展。从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可证实，当时农业、手工业、冶铁、医药等事业，都有较大的进步。
关于现在流传的宋金版本两种，一是上述的明赵开美复刻宋镌治平本（１０５６年）；一是金・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本（１１４４年），仍为十卷二十二篇，称为成注本。成本经明嘉靖间汪济川校刊。还有一种医统本，也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经明朝徐熔校刊，内容和汪刻本基本相同。以上是《伤寒论》的流传历史及版本形成的概况。至于《伤寒杂病论》杂病部分，后经整理成为《金匮要略》一书。
经络根源于脏腑，网络全身，运行气血，既有独立的功能，又有从属脏腑的一面。以经络的病理反映而论，例如，足太阳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下项挟脊抵腰到足，循行于人体之背部，故太阳受邪，则见头项痛，腰脊强等证。足阳明经起于鼻梁凹陷处两侧，络于目，并从缺盆下行经胸腹，循行于人体之前面，故阳明经受邪，则见目痛、鼻干等证。足少阳经起于目外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入耳中，并从缺盆下行胸胁，循行人体之侧面，故少阳经受邪，可见耳聋、目赤、胸胁苦满等证。三阴属里证，其经络所反映的证候，虽不像三阳经那么显著，但其所表现的某些证候，如太阴病的腹满痛，少阳病的咽干、咽痛，厥阴病的巅顶痛等，均与其经络的循行部位有关。
所谓气化，是指风寒湿热燥火六气的变化。气化学说源于《素问》运气七篇，如《素问・至真第三卷１６７要大论》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又“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今者，必有彰于物。”（《素问・六微旨大论》）由于天人相应的关系，故六气不仅用来说明诸种气候致人于病的“之化之变”规律，而且也用来说明人体脏腑功能活动的变化。后世注家则大多藉此阐释六经疾病的病理演变。如《伤寒论》中，用桂枝汤治中风，麻黄汤治太阳伤寒，此为在表风寒而言。若理中汤（丸）治太阴脏寒，附子汤治纯阴无阳，通脉、白通二方治格阳、戴阳，则属里寒重笃之证。热与寒相对，如葛根芩连汤治表里皆热，白虎汤治阳明独盛之热，三承气汤以通下为法，则是治阳明有形之燥热矣。湿与燥相对，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为治阳明湿热发黄三方；若寒湿发黄，自可于太阴病中理中、四逆辈求之。然此云六气，多侧重于外来致病因素而言，若躯体内部机能失调，亦可产生六气之化。如脾肾阳微，可致内寒，脾虚失运，多成内湿；液燥津枯，阳热生热，治则自可参照太阴、阳明温清等法。至于厥少阴虚阳亢，生风动火，仲景法似未备。然推而广之，柔润滋镇、凉肝滋镇之法，如黄连阿胶、加减复脉诸方，又为温病学者所习用，此则不可不知也。又火为元气之贼，古人并有六气皆从火化之说。证之临床，火病多见，自是事实。仲景方中，如三黄泻心汤治心胃亢盛之火，白虎、竹叶治阳明胃燥之火，柴胡龙牡治肝胆逆冲之火，黄连阿胶治少阴阴虚阳亢之火等。凡此不仅为伤寒立法，即如内伤杂病，亦可借鉴也。
就近世而言，戾气病相对减少。然从所治大江南北、江汉平原地区之内科肠胃疾患看，实以湿热证居多；若肝胆疾患，则多见火化，故用药一涉辛温燥烈，则容易使病机向坏的方面转化。此与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中见之化，有相暗合者。是知气化一说，求诸临床，征之可信，用事实可以说明者也。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生理病理状况，但若探求本源，仍然责之于脏腑经络。可见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功能活动。至于疾病的部位和阶段，在临床上有显著的特征，是诊断学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反映在外的部位和阶段，多属表象，还须参合各种因素，寻求其根源所在。因此，必须从临床实际出发，把六经证候和脏腑、经络、气化、部位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正确理解《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意义。
所谓证，如太阳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提纲，如兼发热汗出恶风有脉缓，则名为中风，即桂枝证；若兼或已发热，或未发热，身疼腰痛，无汗而喘，脉阴阳俱紧等名为伤寒，即麻黄证。
阴阳的涵义，一般是以疾病部位在表在上者为阳；在里在下者为阴。性质属热属实者为阳；属寒属虚者为阴。从六经总的划分：则太阳、阳明、少阳三阳病为阳；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病为阴。阳病多呈亢奋性、进行性，故治法以祛邪为主，宜于汗吐下和；阴病多呈退行性、衰减性，则治法自以扶正为主，或用温里扶阳，或宜育阴清热，或寒温并用，邪正兼治。阴阳这一概念，《伤寒论》在辨证论治的具体运用中，大抵可概括为病有阴阳，证有阴阳，脉有阴阳，治有阴阳等四个方面：例如《太阳篇》在辨太阳提纲及风寒温三证之后，紧接着提出“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阳也”（引自宋本第七条，下同）。盖阳病病邪虽盛，正气犹实，卫外阳气反应较敏，故三阳病多有发热证。如太阳病恶寒发热，少阳病往来寒热，阳明病有身大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等。阴病则病邪既盛，正气虚衰，抗病机能低下，故三阴病多无发热证。
另有“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１３１条）。是因表证误下，阳热陷入，与心胸间痰水相结成实，证有心下胸胁硬满疼痛，此为热实结胸，故谓“病发于阳”。若表证误下，邪热内入，无水气相结，只为心下痞证，故谓“病发于阴”。是阴阳二者，又以结胸与痞以证候对勘而言，可以会意。
《内经》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仲景脉法，亦以阴阳为辨证纲领。《辨脉法》云：“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迟，此名阴也。”盖阳病病位在表，受病较轻，正气充实，营卫气血流行滑利，故脉与之相应，多呈阳盛热实有余之象。反之出现沉涩等脉，则是病邪深入，阴盛阳微，不足之象，较为显著。此条虽属叔和所撰，实是仲景心法。
至于治法，《伤寒论》重在“阴阳自和”（参见５８条）。盖机体因感受外邪或内部脏器功能失调，而使阴阳气呈不相协调状态，即可出现六经中某一种病变。所谓“自和”，当非坐以待愈之谓。如阳实热盛者清下之，阴盛阳衰者温补之。此即《内经》“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义。《金匮要略》谓“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亦与此义略同。盖治法总需根据阴阳消长，邪正盛衰之不同病况，以补偏救弊，促使阴阳气处于相对平衡之正常状态，此即《内经》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则病势虽重，自可恢复。凡此可知阴阳两者，实为《伤寒论》六经中辨证的纲领，论治之准则。
《伤寒论》在某一证候中，亦有表里之分。如太阳蓄水，主方用五苓散，提出“有表里证”（７４条），其表当指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其里是指烦渴、水入则吐、小便不利等证。又如阳明燥热伤津，“表里俱热”（１６８条），其表当指身大热，汗自出，恶热；其里是指大渴引饮，舌上干燥而烦等证。但病之重点为“热结在里”，故用白虎加人参汤直清阳明里热，兼以益气生津。
病有表里之分，则脉有浮沉之应。如太阳表病以浮为主脉。若脉浮而迟，则是表病里虚之象。沉为在里，然阳明燥热结实，则“脉沉实者，以下解之”。少阴阳虚阴盛，则“脉微细沉”，用扶阳抑阴之法。
治法方面，一般在表里证同见之时，治则是先解其表，后治其里。例如太阳蓄血，其病较轻者，则曰：“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１０６条）。若蓄血证重而病势甚急者，如“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当汤主之”（１２４条）。则是表里证见，里证急剧，故用急则治里之法。此外，表里证具，权衡其证候轻重相等，亦可采用同治之法，如少阳病兼表不解用柴胡桂枝汤，少阴病反发热脉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皆是其例。再者，表里同治之法，有根据证情而侧重于表者，亦有倾向于里者。前者如大青龙汤表里双解，发表清里，而以解表为主。后者如桂枝人参汤，亦属解表温里，表里同治之法，则是以温里为主。
（３）辨上下：《内经》论脉有三部九候之诊，论病机有上下之属，并有“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素问・五常政大论》）的治法。仲景撰用《素问》，对病机进行简要概括，亦有“上焦得通”（２３０条），“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１５９条），“以热在下焦”（１２４条）等等。揆其词义，是此处之三焦，则上焦主胸胁，中焦主大腹脾胃，下焦指少腹大肠等而言，当是纯主疾病之部位，与手少阳经三焦，义自有别。此外，治法用于补偏救弊，或因势利导，根据病机上下之属，自有重要实际意义。如“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５６条）。治法是采取“高者抑之”（见《素问・至真要大论》下同）。若“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３２５条），则是宗“下者举之”的治法。
表里上下，是指机体调节功能的升降出入而言，若生理功能失常，即是病态，表里是偏于横的方面，上下则多指竖的方面。然而上与表，下与里又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如“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３３４条），是厥阴热利，阳回发热。若阳复太过，则热势向外向上，迫津外泄则汗出，上扰咽部则为喉痹；若热郁于里则发热无汗，伤及在下之阴络，则为下利不止，便脓血。此种病机变化互相影响的规律，当可供人们深入研究。
（４）辨虚实：外感热病整个发展的过程，就是邪正双方激烈斗争此胜彼衰的全过程。所谓邪，是指外感六淫之邪或因脏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致病因素。所谓正，是指病人本身的正气及抗病能力强弱而言。《内经》谓“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故虚实二者，实为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
《伤寒论》在具体条文中，着重运用虚实理论而阐明病机变化。如“发汗后，恶寒者，虚故第三卷１７０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７０条）。说明同患表病，同在发汗之后，在阳盛之体，往往能伤津化燥，转化为燥热实证。若阳虚之体，则汗后促使表阳更虚，又易转化为虚寒之证。故此条前者属汗后阳虚恶寒，与“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６８条）的病机略同；其严重者，并可发展为阳衰阴盛厥冷四逆的四逆汤证。后者汗后燥热成实，与“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２４８条）同一类型，同为阳明胃家实之证。
《伤寒论》原文用于平脉辨证之中，有词句类似而其意义不同，甚至恰如反正之比者。例如“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１８０条）。此条即指阳明病机总的为胃燥热实，又当有阳明主要脉证之身大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滑数洪大等而言。若“脾家实”，则是太阴受病，脾阳得振，转输功能恢复，寒湿浊邪得以下趋为顺。故曰：“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２７８条）。胃家实是阳明热实，病势多为发展阶段，为病进。脾家实为太阴寒证，病势已向好的方面转化，为病退。又有“脉沉实者，以下解之”（３９４条）。其脉当指沉实有力，其证多有腹满痛，大便不通，小便黄赤，潮热，舌苔黄燥等燥结热实之象。若“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３６９条），则阴寒邪盛，正气消索，脉见刚劲不柔之象，似即《内经》所谓真脏脉见，不仅脉不应病而已，与一般实脉自有本质的区别，故直断为死证。
此外，又有虚证似实或实证似虚者。前者如少阴虚寒脉微下利而面赤，证为阴盛阳浮，下寒上热，病名戴阳，亦即“至虚有盛候”，故用白通汤以破阴寒，而回阳气。若“大实有羸状”，在阳明胃燥热实，病久应下失下，往往见之。
（５）辨寒热：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纲领。凡病势亢奋呈进行性的多为热证，病势衰减呈退行性的多为寒证。一般热证是病邪虽盛，而正气较为充实，若寒证则是邪盛正衰，抗病能力低下。故《内经》有“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素问・刺志论》）及“其身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灵枢・论痛篇》）等说。《伤寒论》在六经的前提下，往往提出主证，结合寒热，以探讨疾病之本质，而决定治疗的措施。例如下利：“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２７７条）。“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３７３条）。一属太阴寒利，治宜温里扶阳；一属厥阴热利，方用苦寒清热。二者治法不容或紊，若进一步充实论证，分清寒热，当宗《内经》“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素问・至真要大论》）之病机进行辨析，则寒利除不渴外，当有大便稀溏、小便清长、腹满时痛等脏寒之象。热利亦应有大便臭秽、小便黄赤、里急后重，或下脓血、渴欲饮水等热象，方足为据。又如同一少腹满，亦有寒热之辨：如“太阳病六七日，……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当汤主之”（１２４条）。“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少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３４０条）。前者为太阳邪热入于下焦，与血相结，而为蓄血，故呈现神志失常阳盛发狂之热象。后者为冷结证，当属厥阴阴寒范畴，故有手足厥冷之阴寒证象。二者都以不结胸为辨，因结胸重者，有“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第三卷１７１（１３７条）之故也。
寒热之见于脉者，一般热证多见滑数洪大之象，如“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３６条）。“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２１４条）。盖白虎、承气，正以清下阳明里热。若寒证则见迟涩之象。如“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四逆汤主之”（２２５条），以急温少阴脏寒。盖其治法，正如《内经》“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亦即《本草经》“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之义。因辨别疾病属性的寒热，实为中医入门下手诊病的第一功夫，不可忽视。
（６）辨真假：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病机属寒，则证候呈现为寒象；反之属热则为热象。亦有病程颇久，邪入较深，病情严重，外表所呈现的证候有与本质不一致者。因此，六经病证中又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之辨。例如“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通脉四逆汤主之”（３１７条）。此条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是脾肾阳衰里寒危重之证。面色赤，身反不恶寒，则为外热。外热是假，里寒是真。里寒外热，实即阴盛格阳之象。故用通脉四逆汤以破沉重之阴寒，而回垂绝之阳气。再有“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３５０条）。此证厥冷似寒，但滑为阳脉。此条以脉括证，以方测证，当概括有口干舌燥，烦渴引饮，胸腹灼热，恶热，小便黄赤等热象在内，故云里有热，亦即“厥深者热亦深”（１３５条）之谓。热郁于里而不得外达，致使阴阳气不相顺接为厥，是里真热而外假寒，故用白虎汤辛甘寒以清里除热。
（７）辨类似：六经病中，辨相类疑似之证，篇幅最多。如前所举“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７条）。是病有恶寒，而以证候之发热与否而辨阴阳也。“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宜桂枝汤”（５６条）。是同具头痛发热不大便之证，而以小便清否有表里之分也。其他如虚实寒热亦然。
故有同属一经之病，因病机不同，则治法自有不同。例如，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无汗而喘，脉阴阳俱紧，名为伤寒。前者主用桂枝汤辛甘温以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后者用麻黄汤辛温之剂，以开泄腠理，解表发汗。二者同属太阳表病，而病候有风寒之别，证候有自汗脉缓、无汗脉紧之异，则其治法不容或紊。故曰：“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１６条）。
又如五苓与抵当两证，病位同在下焦少腹，后世均列为太阳腑证。但前者属蓄水证，病由表邪入腑，膀胱水蓄，阳气不得宣化。其主证有少腹里急，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小便不利。
后者由太阳邪热随经入里，与血相结，而为蓄血。其主证有神志失常发狂或喜忘，少腹硬满疼痛。二者证情类似而实有不同。故蓄血证数条，均以小便自利为辨证眼目。再如“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２０２条）。盖阳明为多血多气之经，故阳明热证，有气分之热第三卷１７２者，亦有热在血分者。此为阳明热邪熏灼血分，因血属流质，津液尚能自润，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热灼血分，损伤阳络，则为衄血。是与阳明气分之热，病有口干舌燥，大烦渴不解者，自有不同。
亦有不属一经之病，但其证候相类，病情在疑似之间者。如太阳蓄水证有烦渴，小便不利，与胃热津干之口渴心烦，大相类似。但一属太阳蓄水，治宜通阳利水：一为胃热津伤，治须和胃生津。二者性质不同，故五苓证首先提出胃中干烦渴与蓄水证之辨，可以会意。另外，如“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１０１条）。其少阳病，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皆为柴胡主证之一。故有“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３７条）。“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１４９条）等互为补充之条，然有类似柴胡证而不可用和解法者。如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９８条）。此条上段病属太阴里虚而兼表证。因误下更伤脾气，使脾阳功能不得充分运化水谷精微，湿不下行，进而影响肝胆疏泄功能，郁而不达，故出现有面目身黄胁下满痛等变证。下段为中虚水寒相搏而呕。此两例均与柴胡证类似而实不同，故仲景特为提出，以资鉴别。此外，如“胸中实”（３２４条）可吐证：或有恶风发热汗出而类似表证，但以头不痛项不强为异；或有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手足厥冷，脉弦迟等，类似少阴阳微，寒饮上逆。然此病属胸中实，自必有“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１６６条），或“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３５５条）等主证确实可凭，故可因势利导，处以酸苦涌吐之法，而主用瓜蒂散。
（８）辨主次兼夹：六经辨证，往往从错综复杂的病候中，突出最关紧要之处，分清疾病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而制定合理的治疗措施及相适应的方药。此种例子，在合并病中，尤为显见。例如“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３２条）。“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３３条）。太阳与阳明合病，涉及阳明，但以方测证，必有头项（背部）强痛、恶寒发热无汗等主证在内，是病之重心主要在表，故用葛根汤以解表发汗为主，而主药葛根升发清阳，调理胃气，实有兼治下利的作用。若下条合病不下利而呕逆，自是承接上条文意，故仍主葛根汤解表，而加半夏以降逆止呕。再有合并病之名，而无合并病之实者。如“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２２４条）。因太阳主背，少阳主侧，阳明主腹，今热邪弥散于表里，充斥于全身，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其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自汗出，是高热熏蒸，神积昏蒙，为阳明燥热独盛之象，故主用白虎汤以直清里热。亦有无合并病之名，而有合并病之实者。如“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９９条）。此证身热恶风项强属太阳之表；手足温而渴，病已涉及阳明；其胁下满，颈强等则属少阳，故以和解为大法，而主用小柴胡汤。但病已涉及他经，治法似以兼顾为宜。故柯琴谓“当用小柴胡去参、夏加桂枝、瓜蒌根以两解之”是也。
少阳病有“或渴”（９６条）证，治法照加减法如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参、瓜蒌根之例。若少阳病有渴不止，审为阳明热盛伤津之证，则白虎加人参汤，清里热，益元气，生津液，又为必用之法。如“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９７条）。是同一为渴，有以渴为主证者，有作为其次者，主次不同，治法有别。又如“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１６８条）。此病在初期阶段，自以表证为主。今因数下损伤脾胃之阳，遂见协热下利，表里不解，方用桂枝人参汤，是以温里为主，而又兼治其表。综上所述，是第三卷１７３辨证之主次中，治法有针对主证，而又隐括治其次者。有用一法治其主证，而于方中略作加减，可以兼治次者。更有突出治其主证，而不问其余者。亦有疾病矛盾转化，次证转为主证，又应以主证治之者。盖病机变化纷纭复杂，故治法亦应适合病情，随证而变。
六经分证，每一主证立一主方。若有兼证，可于方中随证加减，如太阳病中风，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为主证。主方用桂枝汤，治法是取其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兼项背强则加葛根以疏通太阳经俞；兼微喘加厚朴、杏仁以平喘降逆；兼漏汗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则加附子以温经复阳；兼大实痛则加芍药、大黄以通下里实，缓和腹痛。又如下后脉促胸满，则去芍药以避中寒；若微（脉）恶寒，又宜加附子以复阳等等。又如少阳病有五主证七或然证，其或然证亦当属于兼证范畴，故小柴胡汤多加减法。然需与上段辨主次之证合看。
水血痰食气郁等病，为杂病中常见之证。六经病中，有挟痰饮挟宿食挟瘀血等为患者，故论中具备有消水气、涤痰饮、去宿滞、活瘀血、疏郁理气等法。此类相挟之证，有因外感热病而致者，亦有属于宿疾因外感触发而加剧者。例如蓄血：有“以太阳随经郁热在里故也”（１２４条），亦有“本有久瘀血”（２３７条）。其他如水气、痰饮、宿食等亦然，可以仿此类推。
此外，同一表病，其发病原因、机理略同，因所续发证候中有轻重之殊，则治法自有缓急之异。如“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９１条）。“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１６３条）。以上两者同为表病误下而表证不解，下利不止。但前者病为脾阳衰微，火不燠土，已属少阴虚寒重证。虽有表证，亦当先救其里，后解其表。是里急治里之治法。后者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是下后脾阳受伤，不能转输水谷运化精微所致。病情略轻而病势稍缓，故主用桂枝人参汤温里解表。此法虽偏于治里，但仍属表里双解之治法。
又有同一种类病，亦有轻重缓急之异。例如太阳蓄血：“其人如狂”，“少腹急结”（１０６条），同是蓄血轻证。故当先解其外，后用桃核承气汤以下其瘀热。若“少腹硬满”，或疼痛，“其人发狂”，则是蓄血重证而病势甚急，虽“表证仍在”（１２４条），亦宜急用抵当汤以破血消瘀。若蓄血证“少腹满”（１２６条），此条以方括证，当伴有神志失常或发狂或喜忘等证，但病势略缓，或属久病瘀血，不能一下而使病悉除，故用抵当丸缓而攻之。
第三卷１７４少阴三急下证用大承气汤后，紧接“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３２３条）一条，殊有深意存焉。盖少阴病属里虚，热证宜急消亢阳以救阴液，寒证宜急温阳气以祛阴寒。救阴救阳，其用皆不可缓。从上所举大承气、四逆汤之例，又可说明同一经方，其所主证候与治法，亦有轻重缓急之殊。此即伤寒注家所谓法中之法、方外之方欤，值得深入研究。
又有热证，有实热、虚热之分，亦当审辨其预后。如“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则止后服”（２１７条）。此是阳明燥热腑实之证。阳热亢极，阴液潜消，病情相当严重，脉弦是病属热实，津液未至枯竭，正邪犹能相争，若得泻热去实之剂，尚可回生；脉涩是津液已竭，故曰死证。此外，虚热之证，《伤寒论》载于少阴篇，然简略而不详。若太阳火逆证，似可窥其底蕴，如“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则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１１１条）。此条所载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发黄、哕逆等，多属热病坏证常见的症状。仲景如实描写，实为后人研究病机变化规律的宝贵资料。其谓“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是以津液之存亡，决病情之生死。故治热病当明救津液的重要。
第三卷１７５综上所述，是知诊外感热病，对于决病情的生死，审预后的顺逆，多取决于病邪的轻重，正气的强弱，以及与治疗适当与否有关。从此可以说明《伤寒论》六经有扶阳气存阴液两大重要法门，救阳救阴，均需图之于早，不可稍缓。若证候严重，病情已到危险程度，又必须尽力抢救，不可因循推诿不治。
何谓病？即《伤寒论》中之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是也。三阳为阳；三阴为阴。揆以《内经》治病必求于本之义。盖所谓三阳病者，邪入未深，病势尚浅，病位在上在表，正气抗邪能力较强，营卫气血流行之机，充盛有力，病多属实，故于三阳病多见发热证，即“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若三阴病邪入较深，病势沉重，病位在里在下，正气抗邪能力不足，阳气反应迟滞，病多属虚，故三阴病多无发热证，所谓“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其所谓病者，盖仲景固从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之病候中，根据邪气之微甚，正气之强弱，脏腑经络营卫气血之反应。三因、四诊、八纲、八法之具体运用，始厘定此三阳三阴，亦即六经病，治伤寒如是，治杂病亦如是也。
《内经》谓“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灵枢・五变篇》）。凡外感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多由表而深入及里。太阳主人身在外一层，总六经而统摄营卫，故外邪犯表，阳气被遏，在表营卫不和，则表现为太阳之为病，或简称太阳病。“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太阳表病总纲。外邪束表，阳气失宣，反映出太阳病本质，则恶寒。然太阳病必有发热，因躯体阳气反应有迟速不同，如太阳伤寒。有“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但不发热一般则非表病，因表病初则阴盛而寒，继则阳盛而热也，太阳经气受病，病机逆而上行，故头痛项强，太阳病势反映向外向上，故脉象应之而浮。
阳明主三阳之里，故阳明病偏重于里，以“胃家实”为提纲。又因阳明主燥热之化，故以“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为外证，以“脉大”为主脉。阳明之腑属胃与大肠，故阳明病既有腑实燥结证，又有气分大热证。
少阳主三阳中之半表半里，少阳之腑属胆与三焦。又因少阳主火化，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少阳病提纲。其病机为枢机不利，正邪分争，少阳受病，进而影响脾胃不和之故。少阳主要病证，当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互参。
三阴病属阴中之里。太阴病重点在脾，主寒湿之化。脾虚脏寒，故太阴病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等为主证。太阴脏寒，累及下焦肾命真阳，往往形成少阴寒化证。
厥阴病重点在肝。厥阴病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为提纲。此是厥阴上热下寒，寒热错杂之证。但厥阴病又有寒证、热证、厥热胜复证及厥、利、呕、哕四大证型。
此外，三阳三阴病中，还可出现合病并病和病邪不自表而径入于里之三阴直中之证。
以上皆以六病立论―――即三阳三阴之为病是也，何谓中医之无病乎？第三卷１７６盖三阳三阴之病，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病之后，其病机可以相互影响，并且可以转化的。今以太阳表病为例：如病势轻浅，可以自愈；亦有病候始终稽留于表而持久不愈；有阳盛传入阳明之腑或转为少阳病的；有阴盛传入少阴之脏或转为太阴或厥阴病的；更有转为结胸、痞证等而属杂病范畴的。又以少阴里病为例：有阳回而自愈者；有兼表寒而反发热者；有纯阴无阳而成危重之证；有阴盛阳衰而为格阳、戴阳者；有阴竭阳越而成不治之证等等。盖病之传变与否，多与病邪的盛衰，正气的强弱，宿疾的有无以及误治与否等有关。如正胜邪衰，虽是三阴病可以逐渐向愈；若邪盛正衰，则三阳病也可趋向严重。故必须随时根据病证变化的情况，细致审辨，方为得之。
然辨病必须审证，而审辨证候在《伤寒论》中，尤为具体而细致准确。何谓证？如“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发热为太阳病。在太阳病脉证的基础上，若“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呃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见无汗而喘，为麻黄汤证；若不汗出而烦躁，则是表寒里热，为大青龙证；见无汗而干呕咳喘，为表寒里饮，是小青龙证；若无汗而项背强，则是表为寒束，经俞不利，即葛根汤证。又如“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病机为营卫不和，卫强营弱，即桂枝汤证；见脉浮或脉浮数，发热汗出，少腹里急，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小便不利，为太阳蓄水，有表里证，即五苓散证等等。
阳明病以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洪大等为主要脉证。如见大烦渴不解，为气分大热，即白虎或白虎加人参汤证。若兼腹满痛，不大便，潮热，谵语等，为腑实燥结之证。腑实燥结，其证偏于心烦、谵语、蒸蒸发热者，为里热偏盛，是调胃承气证；偏于“腹大满不通”者，为浊气结滞，是小承气证；若邪热与宿垢结为燥屎，腹满痛不解，或痞满燥实坚数症俱备，则是大承气证。
少阳病以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舌苔白，脉弦等为主要脉证，亦即小柴胡证。兼表证有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心下支结者，为柴胡桂枝证；兼里实有潮热，不大便或下利属热结旁流者，为柴胡加芒硝汤证；兼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则是大柴胡证；兼水饮内结，证见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往来寒热，心烦者，则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兼胸满，烦惊，谵语，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是病邪弥漫于表里之间，寒热相混，虚实夹杂，为柴胡加龙牡汤证。
太阴病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不渴，脉弱等为主要脉证，实际即理中证。若里证已和，见脉浮可汗，则是太阴表证。如里证严重，累及少阴肾命真阳，下利厥冷，又是四逆汤证。
若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心烦者，是白通加猪胆汁汤证。至于少阴阴虚而热的主要证型，一般有脉细数，舌质绛，心中烦不得眠，咽干咽痛等。如少阴病，心中烦，不得眠，是真阴亏虚，心火内扰，即黄连阿胶汤证。少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是利下伤阴，为猪肤汤证。若下利咳而第三卷１７７呕渴，心烦不得眠，小便不利，是少阴阴虚而水热相结，即猪苓汤证等。
厥阴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利者是厥阴寒热夹杂、上热下寒之证。有先见厥利，后见发热者，为厥热胜复之证。厥阴病寒证，如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寒厥，为当归四逆汤证。又有热证，如热利下重，渴欲饮水，是白头翁汤证。
六经病中，主证之外，又有兼证。如太阳桂枝证，有兼项背强，兼微喘，兼阳虚漏汗者。少阳小柴胡证，有兼渴，兼腹痛，兼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此外，在六经病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属于杂病范畴之证候者，如结胸、痞证、悬饮等是。
审证又须辨病，尤为《伤寒论》之主要特色，亦是仲景“见病知源”的关键所在，与后世见证治证，头痛医头者大有不同。举例言之，如下利一证，从形象看，当属于肠，与太阴阳明有关。
但从六经衡之，三阳三阴之病，都可导致下利。如“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此云两阳合病，其病机实因表病而影响肠胃升降失司，引起下利。故治法重在解表，是表病下利也。若“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以上二者，一见于太阳葛根证后，是表里俱热之下利；一称太阳少阳合病，是里热下利。实则都与阳明有关。又“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一证，使用下法，似属通因通用。但其下利实为热结旁流一类，虽流者似流，而结者自结，故当审结实的程度，而定用下法的轻重。然阳热亢盛，阴液潜耗，如“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虽见下利，亦应采取急下存阴一法，但仍有里实证在，此义又须明确。若“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病属少阳而兼里实下利，故治宜和解通下并用之法。至于三阴虚寒，最易出现下利。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是太阳藏寒下利。”“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是少阴阳衰下利。“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是厥阴厥热胜复之下利。其少阴病真武、白通、通脉四逆等方，厥阴病寒热错杂上热下寒之证，如乌梅丸、干姜芩连人参汤等，都以下利为主证。此外，如“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二者虽云下利，实则重在便脓血，但前者属少阴寒利，后者属厥阴热利，不容相紊。
综上所述，是知仲景诊治疾病的中心思想，既重在辨病，又强调辨证，如此对于正确诊断患者邪正的盛衰，阴阳的变化，表里的出入，病势的轻重缓急，以决定治疗措施和相适应的方药，是有重要实践意义的。
然阳明病以燥热为主，治法重点针对阳明邪热，虽有通下有形燥结与清解无形气热之分，但均属于“热者寒之”之治法。少阳病在半表半里，枢机不利。病不在表，则不可汗，又不在里，是不可下，故治法以和解为主。因病又有兼表兼里或兼水饮不化之别，故方有柴胡桂枝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等之异。但柴胡类方，均从小柴胡汤增损变化而来，可以领会其重点仍具和法之意。太阴病属脏寒，法当温中，主方如理中丸。如偏于里虚，脾肾阳微，则补火燠土，所谓“宜四逆辈”。如兼表证，则宜表里双解，方如桂枝人参汤。但立法中心大意总以温里为主。少阴病寒化各证，因病程有新久，感邪有微甚，正气受损之程度有轻重不同，故或用麻附细辛甘草汤以温阳解表，或用附子汤温阳补虚，或以四逆汤回阳救逆等等不同。但因同属于少阴阳虚，治法重点仍在于温里扶阳方面。以上二者亦即“寒者热之”的治法。
（２）异中求同、同中有异：异中求同，举例如“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１０１条）用以说明其理。所谓有柴胡证，自以“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９６条）为最标准。其次为２２６条，叙证略同。此外，如“设胸满胁痛者”（３７条），“胁下满”（９９条），“胸胁满不去”（２２９条），“胁下及心痛”（２３１条），“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２３０条），“呕而发热者”（１４９、３７４条），“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１４４条）等等，是证候小有差异，而主治均用小柴胡汤。说明只要病在少阳，枢机不利，虽证未全具，自可施用和解一法。但仲景文法，有以此例彼者，有举一隅而通向全盘者。故但见一证便是之例，实贯穿于《伤寒论》多数方证之中，所赅者广。如“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１２条）。其“头痛、发热、汗出、恶风”（１３条），“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５７条），更有“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５４条），“病常自汗出第三卷１７９者”（５３条）均用桂枝汤，足可证明只要病位在表，营卫不和，无论伤寒杂病，有无表证，皆可施用调和营卫一法。另如“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３８条）。“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３９条）。
又《金匮》“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痰饮咳嗽病篇》）此三条脉证大有差异，其发病原因，或由风寒、或关水饮，又有不同。但其病机总为外寒束表，里热内郁，均以“不汗出而烦躁”为主证则一。故可同用大青龙汤以解表清里、表里双解。再有“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２４８条）。其“伤寒吐后，腹胀满者”（２４９条），“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２０７条），皆可与调胃承气汤。以上数条叙证不同，但其病机总为胃热燥结，其主证当有阳明肠胃成实，大便不通，故可同用和胃通下之法。
故可同用吴茱萸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