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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诗话 [清] 吴乔著
●卷一
汉、魏之诗，正大高古。汉，谓自枚乘至中郎；枚诗十九首，其中亦有东汉人诗也。魏，谓思王至阮公。正，谓不淫不伤；大，谓非叹老嗟卑；高，谓无放言细语；古，谓不束于韵，不束于粘缀，不束于声病，不束于对偶。如是之谓雅，不如是之谓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两晋之诗渐有偶句，至沈、宋而极。齐、梁始有声病，至唐律而极。宫体始淫，至晚唐而极。休文作韵，其时诗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诗，至步韵而极。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为甚，至宋而极。馀则互有之。此诗道古今之大端也。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後难言之矣！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惟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二百年来非宋则明，非明则宋，而皆自为唐诗。试读金正希举业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无逢世之俗情，惟发己意故也。诗可知矣。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
诗有魔鬼：宫体淫哇，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钉铰，晚唐、两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绣，弘、嘉之魔鬼也。今日兼有之。问曰：“丈既知俗病与魔鬼，诗宜尽脱之矣。”答曰：“谈何容易。弘、嘉之魔鬼，实能净尽脱之，馀则五十馀年，全在其中行坐寝食，近乃觉之，而衰病无可进矣。正大高古之诗，有来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节者早自觉悟，毋若乔之愦愦一生，悔无所及耳！”
诗非一途得入，景龙、开、宝之诗端重，能养人器度，而不能发人心光；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所以学景龙、开、宝者，心光难发，大都滞于皮毛；学大历、开成者，器度易伤，不免流于险琢。人能以大历、开成发其心光，而後以景龙、开、宝养其器度，斯为得之。人谁有此工力？所以开、宝而後更无其诗也。问曰：“若然，则开、宝人于何处发其心光耶？”余愧谢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脉拟方也。君问太高，须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诗文有雅学，有俗学。雅学大费工力，真实而ウ然，见者难识，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学不费工力，虚伪而的然，能悦众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诗者难得，故雅学之门，可以罗雀，後鲜继者；俗学之门，箫鼓如雷，衣钵不绝。如震川、元美，时同地近，震川却扫荒村，後之学其文者无几；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寿奠之作，犹溉馀膏。苟为身计，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无奈醒人不能酗酒，有目者不能瞑而执杖取道耳。人欲应酬，俗学甚善；若欲见古先作者之意，非视俗学如粪秽之不可向迩，不能见也。
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犹雅，唐律为俗。
禅得云：“凡人胸中恶知恶见，如臭糟瓶，若不倾去，清水洗净，百物入中，皆成秽恶。”二李习气亦然。人若存彼丝忽于胸中，任学古诗、唐诗，只成二李之诗。
青楼狭邪，良家子一入其门，身心俱变，纵欲从良，无由自脱，甚至甘为倡鸨，续置假女者。二李诗绝无意义，惟事声色，看之见好，为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浅夫不察，一饮狂泉，终身苦海。及乎伎俩已成，纵识得唐人门径，而下笔终不能脱旧调。始进之路，可不慎哉！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谨记之。
高廷礼惟见唐人壳子，立大家之名，误杀弘、嘉人四肢麻木不仁，五官昏愦无用。诗岂学大家便是大家，要看工力所至，成家与否，乃论大小。彼ㄎ扌奢子美、李颀者，如乞儿醉饱度日，何得言家？岂乞得王侯家馀糁，即为王侯家乎？
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山谷云：“双鬟女娣如桃李，早年归我第二雏。”乱谈也。尧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学业，无不与年俱进者也，惟学二李之诗，则一入门即齐肩于高、岑、李、杜，而头童齿豁，不过如此。如优人入场，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优人。打头不遇作家，到老时亦终成骨董。
今人作诗，须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处，不可专重好句。若专重好句，必蹈弘、嘉人之覆辙。无好句不成诗，所以《河岳英灵》等集往往举之；而在今日，则为弊端。
粗心浮气，陈浊钝滞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陈浊在笔。学问以识为本，有识则虚心，虚心则识进；无识则气骄，气骄则识益下。诗无论三唐，看识力实是如何。
晋、宋人字萧散简远，智永稍变，至颜、柳而整齐，又至明而变为姜立纲体，恶俗可厌矣！诗之汉、魏，晋、宋之书也；谢、鲍，智永之书也；唐体，颜、柳之书也；弘、嘉瞎盛唐，姜立纲体也。
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义山刺杨妃事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是也。稍着意见者，子美《玄元庙》之“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声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是也。着议论而不大露圭角者，罗昭谏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题乌江亭》诗之“胜负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也。然已开宋人门径矣。宋人更有不伦处。宋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之“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未婉。惟义山之“薛王沈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体。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迥出流辈，何况于偷？皎然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二李，聊充应酬，是氵即溜汉。
诗以深为难，而厚更难于深。子美《秋兴》，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联，成诗三首，乌得不薄？眩于好句而不审本意，大历後之堕坑落堑处也。
严沧浪云：“诗禁五俗：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学问安可无师？无师则杜撰。而书家贵学师，舍短取长。诗学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点红，斗筲之量成千锺”，杜之“袖中有旧笔，兴至时复援”，其可学乎？学字先得败笔，学诗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学诗不可杂，又不可专守一家。乐天专学子美，西昆专学义山，皆以成病。大乐非一音之奏，佳肴非一味之尝，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贺黄公曰：“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东野《游子吟》等，直是《六经》鼓吹，理岂可废乎？其无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乔谓唐诗有理，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唐诗有词，而非宋人诗话所调词。大抵赋须近理，比即不然，兴更不然，“靡有孑遗”，“有北不受”可见。又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考亭嫌其“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若无此一折，即浅直无情，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
景同而语异，情亦因之而殊。宋之问《大庾岭》云：“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贾岛云：“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景意本同，而宋觉优游，词为之也。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
李、杜之文，终是诗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欧、苏之诗，终是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
余与友人说诗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无通篇叙景者，情为主，景为宾也。情为境遇，景则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两联言情，两联叙景，是为死法。盖景多则浮泛，情多则虚薄也。然顺逆在境，哀乐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无施不可，是为活法。”又曰：“首联言情，无景则寂寥矣，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首联叙景，则情未有著落，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所谓开承也。此下须转情而景，景而情，或推开，或深入，或引古，或邀宾，须与次联不同收，或收第三联，或收至首联，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开暗结者。轻重虚实，浓淡深浅，一篇中参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意乃得见。”又曰：“子美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律为音律，拗可诗不必学。”
问曰：“何为性情？”答曰：“圣人以‘思无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谓也。《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发乎情也。不淫不乱，止乎礼义，性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言此也。此意晋、魏不失，梁陈尽矣。陈拾遗挽之使正，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杜诗所以独高者，以不违无邪之训耳。”
问曰：“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谢曰：“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将至四十，始见唐诗比兴之义；又二十年，方知汉、魏、晋、宋之高妙，而精气销亡，不能构思矣。人之目见者易远，足践者必近，勿相困也。”
问曰：“唐诗六义如何？”答曰：“《风》、《雅》、《颂》各别，比、兴、赋杂出乎其中。後世宗庙之乐章，古之《颂》也。三代之祖先，实有圣德，故不愧乎称扬。汉已後之祖先，知为何人，乐章备礼而已，不足论也。求《雅》于杜诗，不可胜举。而如王昌龄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韦应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词》，罗隐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皆二《雅》之遗意也。《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朱子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说死句也。
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弘、嘉人诗无文理，并赋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殊不碍读，子瞻杂文多效之。诗入歌喉，故须有韵，韵乃其末务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仪”以就“莪”、“阿”，固可，叶“莪”、“阿”以就“仪”，亦无不可，于意无伤故也。诗宗《三百篇》，自当遵其用韵之法。汉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声韵，小学家言，本不为诗，诗人亦不遵用。唐玄宗时，孙忄面始就陆法言之《切韵》以为《唐韵》。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诗从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韵诗，直是菹醢。或曰古体可用古韵，唐体当用《唐韵》。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韵，韵又皆叶用，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古韵》，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论茹毛饮血事耶？
古人作诗，不惟不拘韵，并不拘四声，宜平则仄读为平，宜仄则平读为仄，观“望”、“忘”二字可见。《三百》至晋、宋皆然，故不言声病。休文作四声韵，而声病之说起焉。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梁武帝不许四声，诗中高见。
诗本乐歌，定当有韵，犹今曲之有韵也。今之《曲韵》，“庚”、“青”、“真”、“文”等合用，初无碍乎歌喉。诗已不歌，而韵部反狭，奉《平水韵》如圣经国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顾奴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用韵有数格，曰葫芦，曰辘轳，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後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引李师中《送唐介》诗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八句诗一“难”三“寒”同部，二“山”四“还”又一部，为进退韵格之证。而葫芦、辘轳未有引证。别本诗话引太白“我携一尊酒”为葫芦韵之例，引“汉帝宠阿娇”为辘轳韵之例，乃古诗也。
《唐韵》视今之《平水韵》“冬”分“钟”、“支”分“脂”，似乎狭矣，而有葫芦韵用法，辘轳韵用法，进退韵用法，有嫌韵，有兼韵，有通用，有转用，有叶用，作者犹得辗转言情。《平水韵》似宽，而葫芦等诸法俱废，则实狭矣。
问曰：“二美大呵出韵诗，是否如何？”答曰：“出韵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声字，出韵何妨。盖律诗止言四韵，绝句止言二韵，王子安《滕王阁》诗八句六韵，而序曰‘四韵俱成’，以‘渚’与‘悠’不在韵数中也。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如元美兄弟之说，但不出韵，即是盛唐耶？”
问曰：“用韵以何者为准则？”答曰：“韵书自曹魏李登、梁沈约以来，其故甚繁，此难具述。唐之官韵今不可得，北宋《礼部韵》，余曾见二本，皆一东、二冬、三钟者也。名《广韵》者，因《唐韵》而广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韵》矣。今世通行之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之韵，乃宋理宗时平水刘渊，并旧韵之二百六部，以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旧韵一东独用，二冬三钟通用，渊则竟并通用者为一部。古韵通转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部为一部，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十韵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六韵为一部，侵、覃、盐、咸四韵为一部。韵之通转，又分两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两界不相通转。通转有部、有类、有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东董送、真轸震通转为类，有入声、无入声通转为界。非此则谓之叶，叶乃通转之穷也。自《平水韵》行，而北宋之《礼部韵》诗家名公俱未经目，界部通转叶之法俱不讲，唐人葫芦、辘轳、进退之法，何所考哉！”
唐人有嫌韵、兼韵之法。嫌韵即出韵也。兼韵亦名干韵，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嫌韵与兼韵可通用，不可转用。寒与删、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转用之真、文、元则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韵者，东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即协也。不用如字之声者谓之转，转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转者谓之叶。通用乃刘渊并韵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韵》犹仍其名。呵呵！
《唐韵》久已绝传，惟吴彩鸾韵，徐学士传是楼有之，值二十万钱，而纸故脆，不能细检也。
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说者谓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学林新编》云：“观诗题，则是一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别韵，则非分八段。”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因历举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谢康乐、陆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韵之句，以见古有此体，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韵之诗；後人重韵而轻诗，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非做诗。余谓自唐以来，以意凑韵，重韵轻诗者，皆是做韵。
古人作诗，不以辞害志，不以韵害辞。今人奉韵以害辞，泥辞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声，非闭口也，闭口则无声矣。韵家别为立部，非也。纵使侵等果是闭口字，亦为小学审声中事，与诗道何涉？此又诗人奉行之过也。
宋人诗馀，寒删先元、鱼虞通用，实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义。後人因此而立词韵，则非也。
步韵，元、白犹少，皮、陆已多，今则非步韵无诗矣。陷溺之甚者，遂谓步韵诗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诗之韵。
古人视诗甚高，视韵甚轻，随意转叶而已，以诗乃吾之心声，韵以谐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韵而诗自好，今人押韵不落即是诗。故古人有诗无韵，唐人有韵有诗，今人惟有韵无诗。得一题，诗思不知发何处，而先押一韵，何异置榻以待电光。
晚唐章碣八句诗，平仄各押韵：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边。无聊之思，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厕，不可无书，无书则不畅。书须浅陋，不足严待，又逐段易了者，《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最善。展卷终是有益，而应酬简易，此为捷径。若自好之士而作诗时用之，则自塞诗路，以做韵而已。明诗无深造，二书为之也。
问曰：“如《尚书》所言，则诗乃乐之根本也。後世乐用曲子，则诗不关乐事乎？”答曰：“古今之变，更仆以详。圣人以《雅》、《颂》正乐，则知《三百篇》无一不歌。秦火之後，乐失而诗存，太常主声歌，经生主意义，圣人之道离矣。而唐时律诗绝句，皆入歌喉；及变为诗馀，则所歌者诗馀，而诗不可歌。故陈彭年《送申国长公主为尼》七律，人以诗馀《鹧鸪天》之调歌之；子瞻《中秋》七绝，山谷以诗馀《小秦王》之调歌之，是其证也。元曲出而诗馀亦不入歌喉矣。《尚书》之言，难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庙》、《文王》等专为乐而作诗，《关雎》、《鹿鸣》等先有诗而後入于乐。”
问曰：“诗之体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诗说》云：‘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づ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余忆《珊瑚钩》之说不然，皆後人附会耳。”
《困学纪闻》云：“《式微》乃二人诗，联句之始也。《柏梁》及贾充与其妇李，亦是联句。”
傅咸《毛诗》皆取经语，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词》云“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亦多七言句。
作者涉笔成趣，说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十条。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大是蛇足，只可谓之诗馀耳。此体始于魏。
律诗所谓偷春格者，首联对，次联不对也。扇对格者，首句与第三句为对，次句与第四句为对也。
唐时有格诗之名，与律诗并举，未得的据，疑是八句有声病而不对偶者耶？
沈括《笔谈》以次联不对者为蜂腰，引贾岛《下第》诗为证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旁？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如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楼行泪，白首一穷鳞’。王铎为都统诗曰：‘再登上相惭明主，九合诸侯愧昔贤。’有情地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鹰》、曹唐《病马》亦然。鱼玄机《咏柳》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黄巢《咏菊》曰：‘堪与百花为总领，自然天赐赭黄袍。’***、反贼诗，亦有人在其中。故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已，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惟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非过也。”问曰：“弘、嘉人外，岂无读其诗而不见其人者乎？”答曰：“杨素、唐中宗、薛稷、宋之问、贺兰进明、苏涣，其人可数。”
冯定远云：“《文选》词赋始于屈、宋，歌诗起于荆轲《易水之歌》，权舆于姬、孔已後，于理为得。近代诗选必自上古，年纪绵邈，真赝相杂，或不雅驯。又书传引逸诗，多不过三四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应掇圣人之所弃者以炫人。余尝与程孟阳言诗，谓其‘如狗之拾骨’，非戏言也。诗至屈、宋，变为词赋。《汉书经籍志》不载五言。五言盛于建安，陈思王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後，元、白、韩、孟嗣出，杜诗始大行，後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诗》、《骚》以前，可勿问也。”
又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汤之盘铭，孔子之诔，其体古矣。而《三百五篇》都无铭诔之文，故知孔子不以为诗也。元微之云：‘赋、颂、铭、赞，有韵之文，体自相涉，谓之诗则不可。’近世冯惟讷撰《诗纪》，尽收古逸之铭诔等句何欤？诗，言志者也。《易林》止论阴阳，王司寇欲以《易林》为诗何欤？”
又云：“今本《玉篇》前有纽韵之图，列旁纽、正纽甚详。序引《声谱》，恐是沈隐侯《四声谱》。闻世间尚有是书，应是论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诗但作对偶，于此处全不知，何以称律？”
又云：“唐人律诗有八句全不对者，亦有用仄韵者。”
又云：“律诗始于沈、宋，尔时文体不以用事为嫌，今人乃有谓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谬。此说起于方回。”
问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读《新旧唐书》、《通鉴》、稗史、杂记，乃能于作者知其时事，知其境遇，而後知其诗命意之所在。如子美《丽人行》，岂可不知五杨事乎？试看《本事诗》，则知篇篇有意，非漫然为之者也。”
问曰：“诗有惟词而无意者乎？”答曰：“唐时已有之，明人为甚，宋人却少。如李义山《挽昭肃皇帝》诗‘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是也。弘、嘉人凑丽字以成句，凑丽句以成篇，便有词无意。宋不剿说，故无此病。”
结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开者，别法也。上官昭容之评沈、宋，贵有馀力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贵有远神也。义山《马嵬》诗一代杰作，惜于结语说破。绝句是合，律及长诗是结。温飞卿《五丈原》诗以“谯周”结武侯，《春日偶成》以“钓渚”结旅情。刘长卿之“白马翩翩春草绿，邵陵西去猎平原”，宕开者也。子美《褥段》诗之“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严沧浪云：“中联易得好句，结难，起更难。”
《离骚》若干言，只“椒”、“兰”二字见意，谓子椒、子兰，谮屈公于王者也。又杂于诸草木中，见者不觉。古人之立言温厚如此。
明道非诗人，而刺新法君臣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有道之言，乃尔蕴藉！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六宫处处秋如水，不独长门玉漏长”，稀于晨星矣。“六宫”联咏武宗巡游。“小犬”联，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舍，李善长兄弟有窥觇者，故诗云然也。善长得罪以此事，季迪亦以此致重典，况于直出者乎？
诗苦于无意，有意矣又苦于无辞。如聂夷中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之所以难得也。
汉、魏也，晋、宋也，梁、陈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须看读，遥望气色，迥然有别。此何以哉。辞为之也，犹夫衣冠举止，可以观人也。有意无词，锦袄子上披蓑衣矣。
诗贵活句，贱死句。石曼卿《咏红梅》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于题甚切，而无丰致、无寄托，死句也。明人充栋之集，莫非是物，二李为尤甚耳。子瞻能识此病，故曰：“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其题画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措词虽未似唐人，而能于画外见作画者鱼鸟不惊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寄则规讽，郑谷《鹧鸪》，崔珏《鸳鸯》，已失此意，何况曼卿宋人耶！梅询退位而热中，其侄女咏蜡烛以刺之云：“樽前独垂泪，应为未灰心。”询见之有愧色。视《红梅》何如！
诗不可以言求，当观其意。讥刺是人，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颂美是人，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华，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缁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乔谓汉、唐为黄河，《三百篇》为星宿海。
严沧浪云：“诗不可太着题，不在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有字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重，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暗合者，至于措词，则如北出开原、铁岭，五官虽同，迥非辽左人之语言矣。郡中即事，若宋、明人为之，必是直陈本意。羊士谔云：“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无限，莫教长袖倚栏干！”余友贺黄公曰：“是以思妇比孤臣，寓留滞周南之感耳。”余谓今人作此诗，人必共以无谓讥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陈本意之诗乎！风气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禅者有云：“意能划句，句能划意，意句交驰，是为可畏。”夫意划句，宜也。而句亦能划意，与意交驰，不须禀意而行，故曰“可畏”。诗之措词，亦有然者，莫以字面求唐人也。临济再参黄公案，禅之句划意也。“薛王沉醉寿王醒”，诗之句划意也。
问曰：“造句炼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诗之末务，炼字更小，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康乐诗矜贵之极，遂有琢句。梁、陈别论。陈伯玉复古之後，李、杜诸公偶一涉之，不以经意。中唐犹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顾通篇，以致神气萧飒。诗道至此，大厄运也。”
盛唐人之用字，实有後人难及处。如王右丞之“鸾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迥出”、“回看”，景物如见。子美之“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亦然。而“野航恰受两三人”，“旭日散鸡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甚不费力。“宿火焰炉灰”，“陷”字精确，虽衰飒犹好。至杜荀鹤之“风暖鸟声碎”，方干之“香粳倩水舂”，“碎”字、“倩”字费力甚矣！
宋人诗话多论字句，以致後人见闻愈狭。然炼字与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陈浊也。常言俗语，惟靖节、子美能用之；学此，便流于尧夫《击壤集》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
祖咏之“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子美之“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其用“生”、“动”、“不动”、“徐开”字，能使诗意跃出，是造句之妙，非琢炼之妙也。
刘长卿之“身随敝履经残雪”，皇甫冉之“菊为重阳冒雨开”，开晚唐门径也。
炼字乃小家筋节。四六文，陈诗之馀，炼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放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无一字。唐诗炼字处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画家云“烘染过度即不接”，苦吟炼句之谓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无可云“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以雨声比落叶也。又云“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以远烧比微阳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谓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蔡宽夫云：“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
●卷二
唐乐府亦用律诗，而李义山又有转韵律诗，杜牧之、白乐天集中律诗多与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韵律诗，严沧浪云“有古律诗”，今皆不能辨矣。
诗至《十九首》，方是烂然天真，然皆不知其意。以辞求意，其诗全出赋义乃得；兼有比兴，意必难知。
《焦仲卿妻诗》，于浓诡中又有别体，如元之董解元《西厢》，今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也。
魏武终身攻战，何暇学诗，而精而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王粲《从军诗》曰：“讨彼东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操败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当告谁”也。其曰“相公征关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韩遂、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者，当时十八年进军濡须，相守一月退军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也。赤壁、濡须事，措词得体。
凡拟诗之作，其人本无诗，诗人知其人与事与意而拟为之诗，如《拟苏子送别》诗及魏文帝之《刘勋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诗，诗人知其人与事与意而拟其诗，如文通之於阮公，子瞻之於渊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与事与意皆不传，拟之则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学，儿童之为也。阮籍、郭璞诗有忧时虑患之意，文通所拟皆失之。
杨素诗朴劲不似隋人。
《选》体之名，最为无识。西汉至宋、齐诗皆在《文选》中，以何者为《选》体？
贞观至景龙之五古，严为汰择，有善者止百篇。
张曲江五古胜于燕公。晚唐人诗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词太远。
陈伯玉之“故人洞庭去”，薛稷之《秋日还京》诗、《鱼山亭》诗，五古之至善者也。
储不仿陶，而兴趣酷似。龙标“奸雄乃得志”篇，必为曲江、安禄山而作。
“《大雅》久不作”诸诗，非太白断不能作，子美亦未有此体。《上之回》，刺学仙也。《妾薄命》，刺武惠妃之专宠也。太宗武功最大，高宗孱主，犹蒙其馀威以下高丽。《塞上曲》，美太宗也。《邯郸才人》，身去而心不忘宗国也。《月下独酌》诗“月既不解饮”，是敷衍，似宋诗。《送裴十八》之“归时莫洗耳”四语，亦是敷衍无味。“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思无邪而词清丽，妙绝可法。
《咏怀》、《北征》，古无此体，後人亦不可作，让子美一人为之可也。退之《南山诗》，已是後生不逊。诗贵出于自心。《咏怀》、《北征》，出于自心者也；《南山》，欲敌子美而觅题以为之者也。山谷之语，只见一边。
杜确云：“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荡绮靡之词，名曰‘宫体’。厥後沿袭，务于妖艳，谓之‘ゼ锦布绣’。其有欲尚风格颇有规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讽谏由此废阙。”
《诗法源流》云：“诗者，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诗，子美自有子美之诗，昌黎自有昌黎之诗。其他如陈子昂、王摩诘、高、岑、贾、许、姚、郑、张、许之徒，亦皆各自为体，不可强而同出。”
又云：“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古诗于《三百篇》近，唐诗于《三百篇》远。”
太白云：“梁、陈以来，艳薄殊极，沈休文又尚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梁、陈，谓宫体以下，非谓陶、谢诸公也。休文声律，谓平仄也。
五言古诗，须去其有偶句者而论之，以自西汉至中唐为全局，犹七言律诗以自初唐至晚唐为全局也。汉、魏五古之变而为唐人五古，欲去陈言而趋清新，不得不然，亦犹七律初、盛之变而为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弘、嘉人惟见古人皮毛，元美仿《史》、《汉》字句以为古文，于鳞仿《十九首》字句以为诗，皆全体陈言而不自知觉，故仲默敢曰“古文亡于昌黎”，于鳞敢曰“唐无古诗”也。此与七律之瞎盛唐而讥大历以下者一辙。去有偶句者，以其为唐体之履霜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绝也。
诗之关系名教风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贵重可见。
柳子厚《芍药》诗曰：“欹红醉浓露，窈窕留馀春。”近体中好句皆不及。可见体物之妙，古体胜唐体。
古体宁如张曲江、韦苏州之有边幅。子美之古诗只可一人为之。子瞻古诗如搓黄麻绳百千尺。子瞻极重韦、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诗法须自《十九首》，方烂然天真。唐诗已是声色边事，况宋、元、明耶！
六朝尚有本非诗人偶然出语绝佳者。如刘俣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十三字说身境心事如见，以六朝诗法宽故也。唐诗韵狭，有平仄，黏须对偶，故非老手不佳。
又云：“古诗之视律体，非直声律相诡也，其筋骨气格，文字作用，亦迥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无定体也。陈子昂上郊阮公，为千古绝唱，不用沈、宋格调，谓之古诗，唐人自此有古、律二体。云古者，对近体而言也。《古诗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词有东都、宛、洛，锺参军以为陈王，刘彦和以为汉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题曰古诗耳，非以此定古诗之式，必当如是也。李于鳞云：‘唐无古诗，陈子昂以其诗为古诗。’全不通理。如律诗始于沈、宋，开元、天宝已变，可云盛唐无律诗，杜子美以其律诗为律诗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许是古诗，则于鳞之古诗，当以何时为断？若云未能似阮，则于鳞之五古，视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诗十九首》机杼甚密，文外重旨，隐跃不可反捉。李都尉诗皆直叙无作用，尤为古朴。江淹所拟，《从军》一篇最合。严沧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张、左、陆以後，清言既盛，诗人所作，皆老、庄之赞颂，颜、谢、鲍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诗，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请具论之：汉人作赋，颇有模山范水之文，五言则未有。後代诗人之言山水，始于康乐。士衡对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颜延之，後世对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饮酒，虽曰‘不醉无归’，然亦合欢成礼而已；‘彼醉不臧’，则有沉湎之刺。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自陶公始之也。《国风》好色而不淫，朱子始以郑、卫为男女相悦之词，古实不然。《楚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玉台新咏》所载可见。至于沈、鲍，文体倾侧，宫体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监之际，鲍体独行，延之、康乐微矣。严沧浪于康乐之後不言延之，又不言沈、谢，则齐、梁声病之体，不知所始矣；不言鲍明远，则宫体红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虽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时诗人，灼然自名一体者，如吴叔庠，边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吴兴、刘孝绰、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颇学阴、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子坚之体，亦不可缺。齐、梁以来，南北文章颇为不同。北多骨气，而文不及南。邺下才人，卢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誉。自隋炀有非倾侧之论，徐、庾之文少变，于时文多雅正。薛道衡气格清拔，与杨素酬唱之作，义山极道之。唐初文字，兼学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严沧浪云：‘《玉台》，徐陵所集，汉、魏、六朝诗皆有之。人谓纤丽者为《玉台》体，其实不然。’班按：梁简文在东宫，命徐孝穆撰《玉台集》，其序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则专取艳词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陆士衡《拟古诗》，江文通《拟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龙，急与之较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诗，床上安床，惟见怯处，种种不逮耳。然前人拟诗，往往只取大意，不尽如陆、江也。”
又云：“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亦通谓之文。唐自中叶以後，多以诗与文对言。愚按：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缘情之作则曰诗。诗者，思也。情动乎中而形乎言，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有刺，所谓诗也。不如是则非诗，而为有韵之文耳。《礼记》有汤之盘铭、孔子之诔，《左传》有卜筮繇词，皆有韵，而《三百篇》中无此等文字，可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为诗也。”
又云：“汉人碑铭多谓之诗，体相涉耳，非诗也。”
又云：“赋出于诗，故曰‘古诗之流’也。《汉书》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史记》云‘作《怀沙之赋》’，则《骚》亦赋也。宋玉、荀卿皆有赋，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赋颂，本诗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颂》。陆士衡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赋不同也。”
又云：“《雅》、《颂》多艰深，《国风》则通易。《风》或出于里俗，《雅》、《颂》必朝廷作者为之。虽有寺人孟子辈，然皆列于《雅》，亦必是当时能文者。《尚书》是朝廷文字，语多难解，非特古今言语不同。盖古人之文人煅炼文字，其体如此，不以平易者为善也。《孔丛子》中已有明说。”
又云：“古诗法汉、魏，近体学开元、天宝，如儒者之学周、孔也。近世恶主、李者，并此言而排之，过矣！顾学之何如耳。学王、李者乃自许汉、魏、盛唐，轮扁必笑之。”
又云：“钱牧斋教人作诗，惟要识变。余得此论，自是读古人诗，更无所疑，读破万卷，则知变矣。”乔曰：“皎然《诗式》言作诗须知变复，盖以返古为复，以不滞为变也。金正希举业之于王济之，最得此意。变而不复，成、弘至启、祯矣。定远见处实胜牧斋，见者每惑于名位。”
冯定远又云：“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
严沧浪云：“‘行行重行行’，自‘越鸟巢南枝’以下，《玉台》别作一首。”定远云：“北宋《玉台》正本止作一首，永嘉陈玉甫本误耳。”
诗至于五绝，而古今之能事毕矣。窃谓六朝、三唐之善者，苏、李犹当退舍，况宋以後之人乎！以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故也。
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女子，儿童女子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
崔国辅《魏宫词》，妙在意深。而崔颢《长千曲》云：“君家住何处？妾佳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绝无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学之，即为儿童语矣。
丁仙芝《采莲曲》，五绝句也。《品汇》联为一篇，收之五古中，误也。此诗落想最为飘忽，如云：“因从京口渡，使报邵陵王。”何处得来？
解大绅应制《题画虎》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迥顾”。时文皇以高煦谮，意不快于东宫，见诗释然。诗如此，善矣。
诗忌出正面，七古尤甚。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无排句而矫健。中唐此品遂绝，何况宋、明！
长篇结紧，方收得往。结前若紧，结却宜宽。
长诗宜于趋承贵要，故世事之用非五排即七古，诗那得佳！
七古须于风樯阵马中不失左规右矩之意。
五古易于冗，七古易于滥。
王翰《古长城吟》，只取後四句，可作一绝句。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正意只在“不知乘月几人归”。郭元振《古剑篇》，宋之问《明河篇》，正意皆在末四句。刘庭芝《捣衣篇》，通篇是赋。
王勃《滕王阁诗》，直是讥刺阎都督，“画栋”以下，皆言富贵之不久长也。今阁上有帖子是“画栋”二句，却是写景，有繁华气象，诗未必如是也。
王宏《从军行》，正意在“杀身为君君不闻”，“可怜少年”、“秦王筑城”，皆宾也。结宜用四句，则不迫促。
宋之问《放白鹇篇》，正意在末四语，以其寂寥，故以“绿绮”作伴。“著书”云云，亦是横间之语，与达夫《燕歌行》中之“***城南”同法，起手先出琴侧面也。
岑参《盖将军歌》，直是具文见意之讥刺，通篇无别意故也。《走马川行》，以刺妄奏边功者。
乔知之《绿珠篇》，有作绝句三首者。观其正意在末二句，是七古体，非必三绝句也。
右丞《桃源行》是赋义，只作记读。《老将行》起语至“数奇”是兴，“自从”下是赋，“贺兰”下以兴结。《寒食城东即事》，若将次联意作流水联，即是七律。
岑参《赤骠马歌》，前念五句皆言卫节度而带及马，末三句言马而带及卫节度，得宾主映带法。
李颀《送李十四》，应酬诗也。
崔颢《邯郸宫人怨》，自比也。
读张谓《杜侍御送贡物》及《代北州老翁》，其人子美之流。
太白云：“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无馀味。《襄阳歌》无意苟作。《听新莺歌》首叙境，次出莺，次以莺合境，次出人，次收归莺而以自意结，甚有法度。
昌黎《董生行》不循句法，却是易路《石鼓歌》。子瞻能为之。
张籍、王建七古甚妙，不免是残山剩水，气又苦咽。
《连昌》、《长恨》、《琵琶行》，前人之法变尽矣。
冯定远云：“七言歌行盛于梁末，梁元帝为《燕歌行》，群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其书不传，名见郑樵《通志》。”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东飞伯劳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卢思道有《从军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
七绝是七古之短篇，以李、杜之作，一往浩然，为不失本体。
王龙标七绝，如八股之王济之也。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後人无不宗之。
七绝乃偏师，非必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或斗山上，或斗地下者。
七绝与七古可相收放，如骆宾王《帝京篇》，李峤《汾阴行》，王冷然《河边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铺叙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绝。七绝之起承转合者，衍其意可作七律，七律亦可收作七绝。
七绝，唐人多转，宋人多直下，味短。
刘梦得、李义山之七绝，那得让开元、天宝。
岑参《凯歌》第二三句云“捷书先奏未央宫，天子预开麟阁待。”竟似平偶，何也？
五排，即五古之流弊也。至庾子山，其体已成，五律从此而出。排律之名，始于《品汇》。唐人名长律，宋人谓之长韵律。此体无声病者不善，如唐太宗《正日临朝》等，虞世南《慎刑》，苏味道《在广》，皆不发调。陈拾遗《白帝》、《岘山》二篇，古厚敦重，足称模范。
玄宗排律，远胜太宗。
五言律诗，若略其形迹而以神理声调论之，则对偶而五联六联者，如杨炯之《送刘校书从军》，不对偶而八句者，如沈约之《别范安成》，柳恽之《江南曲》，皆律诗也。
陈子昂之“故人洞庭去”，与岑参之《送卫凭》，文理何异，而可以一为古一为律乎？
太白五律，平易天真，大手笔也。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村夫子语。昔人谓此诗非子美作，余以此联定之。
子美之《官定後戏赠》诗，略不见有介意处，胸次如何？
五律须从五古血脉中来，子美是也。集中有六百馀首，余尝手抄而时读之。
唐太宗五律，殊无英雄帝王气象。中宗《幸秦始皇陵》诗，知大道理，不似其为人。题中“幸”字失体，前後同是天子，何言幸耶？
王绩《野望》诗，陈拾遗之前旌也。
贞观至景龙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袭陈、隋气而可观者，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谓“藻艳不及文皇”，是陈、隋之见。
读王右丞诗，使人客气尘心都尽。《送梓州李使君》诗云：“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竟是山林隐逸诗。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说起。下文“汉女输ㄅ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方说李使君。盛唐人避近熟，明之为盛唐者，专取近熟以图热闹。
孟浩然诗宛然高士，然是一家之作。
李光进掌禁兵，以兄光弼被谮，而出为渭北节度使。岑参送之诗云：“弟兄皆许国，天地荷成功。”可谓非诗史乎？
李颀五律高澹，大胜七律，可与祖咏相伯仲。
常建《听琴》诗云：“一指指应法，一声声爽神。”宋人死句矣。“一弦清一心”，更不成语。《破山寺》诗，以视“红楼疑现白毫光，地接宸居福盛唐”，相去多少？
张睢阳《闻笛》诗及《守睢阳》排律，当置《六经》中，敬礼之，勿作诗读。
钱起《和成少府》，应酬诗也。第三联与上下文何涉？《送征雁》诗，与子美“吹笛关山”篇同体。
刘长卿五律胜于钱起，《穆陵关》、《吴公台》、《漂母墓》皆言外有远神。《馀干旅舍》前六句叙尽寂寥之景，结以情收之，亦“吹笛关山”之体。
韦苏州《送别覃孝廉》诗，风雅之音也。惟杜集多有此意。郎士元《长安逢故人》云：“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是子美诗也。
皇甫冉《温泉即事》，有味。
七律造句比五言为难，以其近于流俗也。
七律之法，起结散句，中二联排偶。其体方，方则滞。叙景言情，远不如古诗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较可见矣。七律止宜于台阁，馀处不称。景龙既有此体，以其便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问何处皆用七律，谓之近体，实诗道之一厄也。学初盛而端庄而不能快意，学中晚则流利而伤于浅薄。自宋以来，多伤浅薄。弘、正间人，矫语初盛，而浅心粗气，不能详求初盛命意遣词之妙，遂流为强梗肤壳，又唐体之一厄也。
少陵七律，有一气直下，如“剑外忽传收蓟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兴，末二句方是赋。如《吹笛诗》，通篇正意只在“故园愁”三字耳。说者谓首句“风月”二字立眼目，次联应之，名为二字格，盲矣！“风月”是笛上之宾，于怀乡主意隔两层也。“蓬莱宫阙”篇，全篇是赋，前六句追叙昔日之繁华，末二句悲叹今日之寥落。王建“先朝行坐”篇，与此二首同格。说者谓此诗首句言土木，次句言天子，次联应首句，三联应次句，谓之二字贯串格，盲矣！肃、代时何曾有土木耶？“童稚情亲”篇，只前二联，诗意已足，後二联无意，以兴完之。义山《蜀中离席》诗，正仿此篇之体。
唐人七律，宾主、起结、虚实、转折、浓淡、避就、照应，皆有定法。意为主将，法为号令，字句为部曲兵卒。由有主将，故号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臂指之用，旌旗金鼓，秩然井然。弘、嘉诗惟有旌旗炫目，金鼓聒耳而已。
正意出过即须转，正意在次联者居多，故唐诗多在第五句转。金圣叹以为定法，则固矣。昌黎《蓝关》诗，第三联方出正意，第七句方转。
罗邺诗云“荻花芦叶满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楼，金管曲长人尽醉”，三句叙景已尽，第四句转云“玉簪恩重独生愁”，以“愁”字意总贯下文之“女萝力弱难逢地，桐树心孤易感秋。莫怪当欢却惆怅，全家欲上五湖舟”也。罗邺此诗以“愁”字贯通篇，与崔珏《鸳鸯》同路。崔诗“情”字在次句，故易识；罗诗愁”字在中间，实则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诗板，罗诗生动。
中唐七律，清刻秀挺，学者当于此入门，上不落于晚唐之雕琢，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盖中唐如士大夫之家，犹可几及；盛唐如王侯之家，不易攀跻，而又被假冒，坏为恶道。识力未到者，负高志而轻易学之，不似盛唐，先似假冒恶道。此余身受之害，非遥度也。
严沧浪云：“八病敝法不必拘。”冯定远云：“八病出于沈隐侯，古人已有非之者。然齐、梁体正在声病，律诗则益严矣。沧浪既云‘有近体，有律诗’，而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诗之‘律’字作何解？”
严沧浪云：“有绝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冯定远云：“律诗之有粘，不知所始，《河岳英灵集叙》云‘虽不粘缀’，是也。又韩致尧有联缀体，《梦溪笔谈》有偏格正格之论，是其说也。严言折腰而不详其故。盖绝句第二字之平仄平仄及仄平仄平，不用粘者也。”
严沧浪云“西昆即义山体，而兼温飞卿及杨、刘诸公以名之。”冯定远云：“《西昆酬唱》是杨、刘、钱三人之作，和者数人，取法温、李，一时慕效，号为西昆体。不在此集者尚多。永叔始变之，江西以後绝矣。元人为绮丽语，亦附西昆体。而义山诗实无此名。”余注义山《无题》诗，名曰《西昆发微》，正嫌沧浪之粗漏也。
●卷三
诗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体有相参处，何况初、盛、中、晚而能必无相似耶？如杜牧之《华清宫》诗：“《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语无含蓄，即同宋诗。又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语有含蓄，却是唐诗。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骊山，至春还宫，未曾过夏。”此与讥薛王、寿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钅宏曰：“欲眠未稳奈如何，秋尽更残风雨多。且向夜窗凭槛望，几声寒づ碧烟萝。”并不透脱，此又与明诗相近矣。
问曰：“三唐变而益下，何也？”答曰：“须于此中识其好处而戒其不好处，方脱二李恶习，得有进步。《左传》一人之笔，而前厚重，後流利，岂必前高于後乎？诗贵有生机一路，乃发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诗各自用心，宁使体格少落，不屑袭前人残唾，是其好处。识此，自眼方开，惟以为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转而为质文。春不可以常春，转而为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转而为盛唐，盛唐独可以七八百年常为盛唐乎？活人有少庄老，土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开成已後，诗非一种，不当概以晚唐视之。如“时挑野菜和根煮”，“雪满长安酒价高”之类，极为可笑。平浅成篇者，亦不足观。至如《落花》之“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五更风雨葬西施”，《节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从官”，《牡丹》起句之“邀勒东风不早开，众芳飘後上楼台。当筵台觉春风贵”，《妓人》之“剑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贵家”，“瘦去谁怜舞掌轻”，《吊李义山》之“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别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忆妾》之“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之类，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发学者之心光，岂可轻视。初盛大雅之音，固为可贵，如康庄大道，无奈被沈、宋、李、杜诸公塞满，无下足处，大历人不得不凿山开道，开成人抑又甚焉。若抄旧而可为盛唐，韦、柳、温、李之伦，其才识岂无及弘、嘉者？而绝无一人，识法者惧也。
以初盛视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视弘、嘉，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
窃自谓能辨唐、明，惟吴乔为最。六十年前，视唐、明皆知兰蕙；五十年来，视唐、明之善者如野岸草花，而弘、嘉之诗同于大秽。不然，不为能辨唐、明也。
刘长卿云：“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一本作“独戍”，予意“独戍”为是，有戍卒处堪泊船也。及读地志，其地有独树口，乃知古人诗不可轻议。
刘长卿《过贾谊宅》诗云：“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贾谊而己意自见。
岑参《寄杜拾遗》云：“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反言以见意也。宋人讥其为顺从，以活句为死句矣。呵呵！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即便”有一字可去。“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上四字可去。
唐人诗有平头之病，如窦叔向之“远书珍重”、“旧事凄凉”，“去日儿童”，“昔年亲友”，唐彦谦之“泪随红蜡”、“肠比朱弦”，“梅向好风”、“柳因微雨”，亦当慎之。
唐诗情深词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马看花，同于不读。
右丞《观别者》云：“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西邻。”当置《三百篇》中，与《蓼莪》比美。其曰：“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十字抵一篇《别赋》。
诗意大抵出侧面。郑仲贤《送别》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人自别离，却怨画舸。义山忆往事而怨锦瑟亦然。文出正面，诗出侧面，其道果然。
诗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言少，炼多就少，似乎雕琢；雕琢非诗也。
唐时诗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齐己见韦苏州，仿韦体作数诗以投之，韦大不喜，献其旧作，乃极嘉赏曰：“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乐天、义山诗体绝异，乐天见义山诗，爱重之极，谓曰：“吾死後当为尔子。”故义山名其子曰白老。弘、嘉贵人，莫不收拾同调，互相标榜，李、杜不死，高、岑复生，以诳诱无识。盖唐人务实，明人务名，子瞻所谓“群儿自相名字”者也。
诗思太苦则为方干，太易则为子瞻，消息其间甚难。
贞观之诗，未脱齐、梁，後虽有陈子昂复古，尚未易俗，其诗伤于重滞。故《唐诗纪事》前十四卷，不能起人意。
纪事诗不可不慎。韦应物云“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刺许远失实，冤哉！
宋、明粗丑物传于今者，多过砂砾，唐人好诗却不传。如尉迟匡《暮行潼关》云“明月飞出海，黄河流上天”，《美人踏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塞上》云“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不得全篇。
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张籍辞椭师道辟命诗，若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二语，即径直无情。朱子讥之，是讲道理，非说诗也。
元微之云“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谓黄钟已前极下之声，须以管色定弦也。李远《赠写御容者》曰“初分隆准山河秀，乍点重瞳日月明”，画法先鼻後眼也。王建琵琶云“用力独弹金殿响，凤凰飞出四条弦”，谓拨弦按入寸也。唐诗固有本领，即此三诗见之。
范传道见题壁句云：“一鸠啼午寂，双燕话春愁。”谓是子瞻作。子瞻不敢当，曰：“此乃唐人得意语。”子瞻可谓大雅君子矣。苕溪渔隐衍为七言曰：话尽春愁双燕子，唤回午梦一黄鹂。”即不贵矣。可见七言难于五言，後人不及前人。
谓“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风”，为有富贵气象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则曰：“因从京口渡，使报邵陵王。”问曰：“如先生言，诗竟不用声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恶著色，著色即是丑态；而声调已不可不论，诗岂能尽绝声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则有声色如‘红稻啄馀鹦鹉粒’亦善，无声色如‘杖藜叹世者谁子’亦善，无意总不善。”
唐诗读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诗开卷了然，明诗有语无意，反不能测。
陈陶《陇西行》“五千貂锦丧胡尘”，必为李陵事而作。汉武欲使匈奴兵毋得专向贰师，故令陵旁挠之。一念之动，杀五千人。陶讥刺此事而但言闺情，唐诗所以深厚也。余于明末边事，感慨殊多。若如宋张舜民之“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如波波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灵州岸上千条柳，都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长别路，将何攀折赠行人？”以此措词，意既不欲；如《陇西行》之措词，谁其谅之，同于不作。吾不知如何而可以作诗也。
薛能云：“奸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语在唐为最下落即语，在宋为常谈，在明为有意之语。
“诗豪”之名，最为误人。牧之《题乌江亭》诗，求豪反入宋调。章碣《焚书坑》亦然。唐司空图云：“诗须有味外味。”此言得之。《建除》、《药名》等诗，儿童所为也。
具文见意，又有如乐天挽微之云：“铭旌官重威仪盛，鼓吹声繁卤簿长。後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阳。”极其铺张而无哀惜之意。白傅自作墓志，但言与刘梦得为诗友，不及于元，则二人之隙末，故诗如是也。
唐小说所载“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宋人不能造也。
陈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语奇且工，但韵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诗而缀入少陵绳墨中，速肖之术也。”诗必先意，次局，次语，去非之说倒矣。
唐诗措词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觉好，不知其意而惑于其词亦觉也。如崔国辅《魏宫词》，李义山之“青雀西飞”，白雪、竟陵读之亦甚乐也。
杨诚斋谓杜诗“对食暂餐还不能”，七字有三意。余谓义山之“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五字中有三意。
觉范谓“诗至义山为一厄”，盖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犹是欧、苏气习也。诗人大抵言过其实，如子瞻所言“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唐人秘奥尽此，